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Nazarbayev University）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那次讲话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大举开启海外投资、互联互通与合作的起点。该项目最初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后来成了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
习主席的讲话主要将“一带一路”框定在与古丝绸之路有着历史联系的中亚国家，但后来涵盖的国家发展至148个，遍布除南极洲之外各大洲。“一带一路”大旗下的贸易和合作计划不断增加。截至2023年6月，与这些国家达成的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合同金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这为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但其中也不乏争议。“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环境与社会准则有时得不到严格执行，高碳投资占据主导曾经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随后开始着手解决此事，尤其在是2019年第二届带路高峰论坛之后，“绿色一带一路”的呼吁被提出。
十年过去了，“一带一路”取得了怎样的发展？随着这一倡议进入第二个十年，我们又该对其抱有怎样的期待？“一带一路”十周岁之际，中外对话采访了六位专家，征询他们的看法。
马天杰
自由撰稿人，关注环境治理和中国海外投资
“一带一路”倡议的早期阶段没有过多考虑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影响，甚至还把向沿线国家输出过剩的工业产能作为目标之一。而倡议提出十年后，中国已经出台了大量“绿色一带一路”相关的政策和指引。如今，在“一带一路”相关讨论中，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量，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一带一路”的生态环境治理框架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也有批评认为“绿色一带一路”政策在境外缺乏约束力、无法落地。这种看法也并非毫无道理。在国内负责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化的生态环境部，缺乏约束企业海外投资和相关业务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标准和规则都明显落后于中国的沿线国家。但“绿色一带一路”不光是一个监管议题。实际上，过去十年 “一带一路”取得的最重要的绿色进展是由产业政策的转向带来的，主导这一转变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产业政策制定部门以及国有金融机构，而不是环保监管部门。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放弃了最初输出过剩产能的目标，还通过制定若干产业政策，力图将中国海外投资与国内的绿色进程统一协调，为中国的先进技术创造市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中国宣布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典型的用产业政策干预来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案例，其主要手段是停止对相关项目的国内融资。在“一带一路”倡议步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明确表示要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绿色清洁能源的支持。这样的表态，以及实际的产业政策干预都将有益于“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
陈韵楠
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发展与公共融资项目研究员
“一带一路”的宣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最新阶段，反映了国内经济的需求和溢出。当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在于对外输出国内过剩的产能，从而支持大型重工业发展，以及出口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及工作重心的改变，“一带一路”倡议的轮廓也随之变化。
融资是变化最大的方面之一。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在寻求推动银行业去杠杆。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官方融资就已经大幅下降，而后新冠时期债务可持续性的挑战加剧了这种溢出效应。因此，此类融资恐难重回巅峰。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心已经从依靠债务融资的大型项目转向了“小而美”的项目。
未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具有创新性的绿色融资方式。工行、中行等国内商业银行一直以来都是绿色债券的发行大户，其资金所得可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到目前为止，虽然这种融资方式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有限，但它可以为亟需资金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一条低风险的融资途径。
中国的低成本清洁技术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福音，帮助其铺平低碳增长的道路——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融资。如同“一带一路”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中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的溢出一样，中国国内的能源转型很可能也会在海外产生溢出效应。无论是向新的市场出口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还是对铜、锂、稀土等新绿色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的需求，都体现了这种溢出效应。关键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利用这些机遇，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这是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等新的发展合作倡议与不断演进的“一带一路”可以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
琳娜·贝纳布达拉
维克森林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副教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十年，我们仍不清楚它的指标、总预算，或者扩张目标是什么。不过在中非关系方面，第一批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国家是在2017年签订协议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一些非洲国家首批“一带一路”项目放缓。“一带一路”在非洲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倡议，尚未完全经历时间的考验。不过，我们从“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组织2021年开展的调查中可知，63%受访的非洲人认为中国在他们的国家发挥了积极正面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同样地，“一带一路”带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前景对于当地的政治精英仍然颇具吸引力。例如，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Tebboune）在上个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阿尔及利亚已经准备好在“一带一路”中发挥积极作用。中阿两国还签订了19项协议，以拓展在技术、能源、国防等各领域中的合作。
过去几年，非洲几个“一带一路”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包括“一带一路”沿线港口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矿产开采交易等一些在西方政府看来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于非洲人民来说，围绕这些战略性投资和关键原材料的竞争既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非洲领导人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利益相关方必须将自己定位成能源转型等全球性经济趋势的积极参与者。为了避免对低价值原材料出口形成依赖，错失参与电池、汽车和其他高价值链商品生产的良机，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人民如果能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谈判在“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合作框架下达成增值交易，那么他们就将在全球转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玛格丽特·迈尔斯
美洲对话组织亚洲与拉丁美洲项目总监
过去几年，中拉之间的经济交往不断减少——无论是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还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巴西、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并非“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
而贸易关系则不然。过去二十年，受中国追求粮食、能源和更广泛的供应链安全的驱动，贸易一直充当着中拉关系的基石。但随着中国企业将注意力放在一些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目标具有支持作用的行业中的小规模项目上，投融资增长也有所放缓。除了广泛注重收购发电和输电资产之外，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式的超大项目的兴趣，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变为关注技术和创新相关的企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矿产和金属。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与拉丁美洲地区交往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也塑造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委内瑞拉曾一度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主要的投资地，但如今已经不再受到中国银行和企业的青睐。当地部分地区较高的政治风险似乎让中国企业望而却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在应对攀升的主权债务问题的时候，似乎也对寻求更多中资项目持审慎态度。智利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也引起了该国一些政界人士的关切，尽管与拉丁美洲其他很多地区相比中国对该国的投资仍然有限。
尽管中国承诺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但随着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在不断演化，中国的环境记录注定将毁誉参半。中国在推动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和交通电气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关键矿产需求的飙升，中国企业在这一地区的矿业活动也在增加。中国同时也是拉丁美洲大豆和其他农作物大规模生产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这会对环境可持续性造成影响。
塔雷拉·摩西斯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数据分析师
“一带一路”倡议自启动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贷款和投资金额不断增加。2008年到2021年，仅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两家开发金融机构提供的主权贷款金额就高达5000亿，相当于全球最大的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放贷量的83%。此类信贷给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提供了新的发展资金。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资金流向了无法从传统的双边贷款机构获得融资的项目。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融资规模扩大也增加了资金接收国在环境可持续性和债务组合方面的风险。中国的贷款曾经大多投向了化石燃料能源项目，有些项目在环境敏感地区，给资金接收国、生物多样性以及当地社群带来了风险。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更雪上加霜，一些“一带一路”融资接收国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困境，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受困于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发展融资机构近期放贷量有所减少。早在2016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就发布了多项面向海外银行的风险防范和绿色融资指引。中国还在2019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着重强调要加强风险管理和提高债务可持续性。目前中国似乎正在解决“一带一路”融资给中国和资金接收国带来的金融和环境问题。同时，中国还鼓励自己的海外贷款机构缩小单个项目的融资规模，并更多地投向环境和社会友好的项目。与此同时，融资方式正愈发多元，不再是单纯的贷款，而是向股权投资乃至丝路基金等中国海外开发投资基金拓展。与其说“一带一路”倡议的热度将逐步散去，不如说未来 “一带一路”的融资形式和规模很可能会发生改变，并随着其与全球发展倡议等其他项目的结合，会更多地关注财务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佐芬·伊布拉西姆
巴基斯坦记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旁遮普省拉合尔长大。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很多中国人。专门服务女性的美容美发店以及最棒的中餐馆都是中国女老板经营的，生意都很红火。她们都会讲乌尔都语或者英语，身着巴基斯坦长袍，她们的孩子也与我们一起学习。多年后，2010年代，新一波中国工作人员来到了巴基斯坦。这一次来的是银行家、企业主、工程师、建筑工人和矿工，他们是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下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
但我们与这些人基本没有交集。除了巨大的语言障碍之外，大多数中国工作人员住在项目工地上安防严密的小楼里。他们很少与普通的巴基斯坦人接触，因此从未亲身体验过巴基斯坦文化。
作为一名过去十年一直报道中巴经济走廊的记者，我要想采访巴哈瓦尔布尔太阳能发电厂的一名中国工程师、一位塔帕卡的中国矿工或者瓜达尔港的一位港口官员，都要经过漫长许可程序。即便如此，见面后他们谈论的也只是自己的工作。我几乎没办法了解到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中国人与巴基斯坦人之间缺乏了解和接触导致人们对这些中国项目的不信任和猜忌。
此外，中巴经济走廊一直雷声大雨点小。比如，巴基斯坦官方称，中巴经济走廊“改变了局面”，已经为巴基斯坦人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但我访问过很多项目工地，当地人往往心怀不满，抱怨着缺乏就业机会。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贷款融资以及在建的火力发电厂导致巴基斯坦对华债务增长，关于这些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在我看来，随着中巴经济走廊进入第二个十年，它需要获得巴基斯坦人民的信任和理解。与其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如问问当地人想要什么，让他们拥有项目的决定权和自主权。
鼓励媒体对中巴经济走廊进行更多的报道将是提升信任和理解的第一步，哪怕记者会指出不足之处。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