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仍在持续，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恐将持续一段时间。在疫情防控进入相对平稳的阶段之后，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保经济”的基调已经十分明显。
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发展，并指出“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 12日，政治局常委再次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任务。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年。“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个目标，2020全年GDP增速需保持在6%左右。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要维持GDP增速，政府将出台方案刺激经济不是悬念，但“铁公基”为主的经济刺激措施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可持续转型。
中国重工业逐渐复苏
“疫情假期”持续了近一月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全方面的。对于重工业来说，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需求端。产业链上的下游企业，如制造业、房地产业复工较慢，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目前仍在谷底徘徊。由于需求尚未恢复，上游的重工业原材料，如钢材、电解铝等的产量有了一定减少，但并未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以钢材为例， 产能利用率保持在常年的常规水平（70%左右），减产幅度并不显著，第一季度钢材产量预计减产在3%左右。
从2月10日起，复工复产的脚步逐渐加紧起来。自2月10日以来，六大电厂耗煤以缓慢速度逐日攀升。六大电厂耗煤增速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这表明全国整体的工业活动在逐步、缓慢地恢复。与此同时，各地的修路、修桥等重点基础设施项目也从2月15日起紧锣密鼓地复工。事实上，疫情期间华北地区还出现雾霾。生态环境部组织的专家解读认为，虽然建筑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大规模停工，但生产原材料的上游重工业则是处于全年不停工的状态。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分析师柳力指出，中国的重工业普遍存在产能过剩，只要需求恢复，供应端可以开足马力运转起来，从而工业产出和能源消耗也会快速恢复。针对疫情对能源需求的影响，有专家认为，工业企业一季度的能源消费将较往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会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迅速回补， 对中长期能源消费需求影响将不大。
基建拉动式经济刺激初现苗头
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受到疫情拖累，也为本就面临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挑战。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政府缓解经济压力的常规做法。目前，对冲疫情影响的财政政策还在酝酿中，但对基建的强调已经初现苗头。
根据《经济参考报》的统计，今年各地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总规模将达到数十万亿元。最新的数据显示， 今年1-2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经完成了今年提前下达的新增专项债额度的73.6%，其中，约67%流向基建领域。地方专项债向基建项目倾斜的态势十分明显。
一些省份已经公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名单，规划中交通、能源等基础设计建设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经济大省江苏安排2020年重大项目240个，年度计划投资5410亿元，其中有2212亿元用于基建项目。山东省公布了233个重大项目，其中包括25个是铁路和公路项目和16个建筑类项目。经济分析师普遍预测今年基建投资将大幅回弹，最乐观的预期认为全年增幅可高达8%-9%。云南省更是在最近的一场疫情防控发布会上抛出一揽子基建计划，包含一千亿元投资的高铁。
偏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财政刺激方案，恐怕会给高碳的重工业带去一个“小阳春”。柳力测算，“疫情假期”导致的停工，使得全国碳排放在农历新年后两周同比下降了近1/4，但短期影响很可能会被后期的经济刺激所抵消。卓尔德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张树伟说：“如果政府放松银根，刺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能源强度有可能上升，能源消费完全不受影响，或者甚至超额反弹都是可能的。”
假如经济刺激不可避免，至少应保证有针对性的方案，且不应与中国经济结构升级的整体趋势相违背。服务业已经占到中国GDP的54%，吸收了大量就业，但在疫情中受到的巨大冲击，如何对服务业提供精准扶持，不仅对于重建经济的韧性和信心至关重要，也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的走势。
反思：经济刺激的可持续模式
公共财政应该向哪个方向使劲以刺激经济，这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经常辩论的话题，疫情中凸显出的公共服务资源紧缺、应急能力不足等问题，又激起了针对这个辩题带去的新思考。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于2月11日撰文指出，政府财政偏好交通、建筑等基建项目，却长期忽视对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事实上，对后者的投资能更高效地拉动GDP，也能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此外，他认为，政府财政不能只关注投资，也应该重视对消费的拉动，尤其是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消费，“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省、江苏省已经在各自的重大项目中纳入了一些公共卫生等“补短板”项目，为入选项目提供公共财政支持。在全国层面，借此疫情之劫，是否可将完善公共卫生系统和应急系统作为政府财政投资的重要领域，将考验决策的智慧。
新冠病毒被普遍认为源于野生动物，这已经让大众认识到人类健康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带来疫病之外，还会带来多种系统性风险，触发那些难以收拾的“黑天鹅”事件。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十年里可能造成最严重后果的五大风险，其中有四个是环境风险，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极端天气事件、水资源危机。并且，不同的风险之间并非彼此割裂，一种风险可以激活其他风险，从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要增强社会和经济应对风险的韧性，我们就需要对各类风险有充分的的认识，并且做到未雨绸缪，提前搭建好必要的应对设施和机制，才能避免风险快速升级为成大型突发事件，甚至导致系统性的灾难。环境风险同公共卫生风险一样，需要大量的投资以防患于未然。这里说的投资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通过投资修复已经被损坏的生态和环境，或是修建设施以求将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降到最低；第二层含义是通过投资环境友好的技术和产业，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从根本上加强社会和经济同环境的“兼容性”。
疫情过去，我们如何恢复经济？如果沿袭惯常的做法，用政府财政推动高碳的基建和重工业对冲疫情的负面影响，其实就相当于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摆脱了公共卫生风险，就立即将社会和经济置于气候变化的巨大风险之下，这样的投资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当我们总结应对疫情的经验与教训的时候，我们是再一次虚无虚伪地表达战胜疫情的喜悦，还是形成对自然、社会以及我们彼此依赖的敬畏，成为这个问题答案的关键因素”，张树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