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拉丁美洲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稳居该地区首要经济伙伴的位置，但如今这一地位正受到中国的挑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已被超越。这样的巨变，已不仅仅是贸易层面的调整，而是一个正在重塑政治、外交与战略平衡的过程。
这正是《经济替代：中国与在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终结的美国》一书的背景。该书作者弗朗西斯科·乌尔迪内斯是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同时也是拉美丁美洲中国影响千禧研究中心（The Millennium Nucleus on the Impacts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简称ICLAC）的负责人。通过案例研究和数据分析，他在书中展示了中国如何在2001年至2020年间填补美国逐步撤出拉美后留下的“经济空白”。乌尔迪内斯认为，这一过程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乌尔迪内斯谈到了他写作此书的缘由、主要研究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拉丁美洲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对话地球：是什么促使您写了这本书？您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
弗朗西斯科·乌尔迪内斯：我的博士论文聚焦于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丧失，以及中国如何填补这一空缺——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
在当时，也就是2017年，我的分析在数据层面仍较为初步。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系统化的信息：学术界和政治界都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回答我的研究问题。正因如此，我致力于参与一些项目，收集有关投资、融资与赠款的信息，并通过对精英阶层和普通公众的问卷调查，来了解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我的基本判断一直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会演化为政治影响力，这与历史上其他新兴大国的轨迹一致。核心方法是建立一个指数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与美国进行对比，从而更清晰地呈现正在发生的转变。
中国不仅是一个可靠的买家，也是一个愿意迅速承担风险、且不受繁琐官僚主义束缚的投资者。
本书结构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经济替代”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衡量方法，以及它如何揭示美国在该地区相对影响力的减弱。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这一过程的政治影响，尤其是过去五十年来，华盛顿在拉美构建的秩序，其合法性正逐步被削弱。通过方法论与政治的双重视角，试图揭示这一现象不仅限于经济层面，更体现为国际权力格局的结构性转变。
在美国、中国和拉美关系的背景下，您如何定义“经济替代”？
它指的是这样一个时刻：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某个拉丁美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为此，我构建了一个指数，将所有相关的经济主体纳入其中加以综合衡量，包括来自中美两国的企业、银行、合作机构以及信贷提供方。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国并非只是一个单纯收购原材料的“黑箱”，而是一个由数百个经济体构成、深刻影响着地区经济的复杂网络。对美国进行同样的分析则更为复杂，但这一过程使我们能够建立两个具有可比性的指数。两个指数均以各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来呈现。
这一转变发生在中国的经济“权重”从零起步并最终超越美国之时。此种界定方式既清晰又简明，能够有效刻画一个持续且渐进的过程——即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逐步削弱。
您主张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呈现退却趋势。支持这一判断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什么？
数据表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仍是拉丁美洲主要的投资与外部融资来源——这一角色自20世纪初便已确立。华盛顿首先凭借其经济与技术优势巩固了全球权力地位，随后才进一步投射其文化与政治影响。然而，这一变革性角色逐渐淡化，中国逐步接替美国，成为资本、商品与技术的主要提供者。
近几十年来，拉丁美洲已不再是美国的优先关切，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其认为更具战略意义的地区。许多美国企业失去了兴趣，资本外流，为中国填补这一空缺创造了条件。多年来，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甚至乐见中国在美国缺席的经济体中发挥振兴作用，而未将其视为威胁。直到2016年，这一认知才开始发生转变，中国的崛起被重新解读为一种直接的地缘政治挑战。
中国的经济崛起如何深刻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贸易与投资格局？
这一转型具有历史性，并可与非洲和东南亚的类似进程相提并论。在短短数年间（21世纪初期），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让该地区的出口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向中国）集中趋势。我在书中否定了其他解释，例如将其归因于单纯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或与左翼政府的意识形态亲近。关键在于，在次国家层面，经济主体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可靠的买家，也是一个愿意迅速承担风险、且不受繁琐官僚主义束缚的投资者。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边缘角色跃升为该地区主要的外资提供者之一。这迫使各国政府和企业不得不迅速适应一个无人预料的新局面。拉丁美洲对新增资本的强烈需求与中国愿意提供资本的意愿之间的契合，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现象。
中美在该地区的竞争常被视为“新冷战”,为何您在书中对这一类比提出质疑？
美苏冷战是一场在不相容模式之间展开的意识形态与技术争端，其中苏联并未向西方提供任何替代方案。当下的竞争则有所不同：不会出现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是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能源转型等战略领域的主导权展开角逐。中国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它实践的是一种以资本与利润积累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因此，与美国的竞争并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而是经济与技术层面的。两国正在争夺对关键产业的控制权，而这些产业将在未来几十年决定全球秩序。我们正面临一场明确且持久的竞争，这一进程已无回头之路。
在这一进程中，拉丁美洲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主动作用，而非仅仅充当大国竞争的场域？
拉丁美洲的自主性至关重要。本书揭示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重动态。在某些情境下，次国家层级的政府率先发挥主导作用，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例如，在疫情期间，圣保罗州主动与中国进行疫苗谈判。另一些情况下，各省则利用与国家政府的一致立场来强化谈判，如阿根廷圣克鲁斯水坝项目的案例。此外，还存在私营部门倡议的例子，比如秘鲁的昌凯港，是在国家介入之前，由企业间的协议促成的。
这些动态表明，这种关系并非仅限于国家之间，而是涉及多层次的地方经济主体。当下的许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这些“自下而上”的行动来解释。
您提到中国经济扩张在该地区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能否举例说明这一转变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
在南美洲，中国几乎全面取代了美国的影响力，唯独哥伦比亚与巴拉圭例外，其中巴拉圭的情况则源于其与台湾地区保持的“外交关系”。
然而，在中美洲与墨西哥，格局迥异。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在该地区依然居于主导，并在过去二十年间甚至有所增强。
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是巴西，它已成为该关系的区域引擎，尤其体现在可再生能源和采矿等领域。智利则有近40%的出口依赖中国，这一比例在全球各国中位居贸易依赖度的前列。这些都是结构性现实，不会因政府更迭而逆转，正如前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现任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案例所示（他们都曾采取对华不友好的强硬立场）。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长期存在的格局。
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在其对中美外交关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意识形态在其中只起次要作用。阿根廷前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最初对中国持批评态度，最终仍进一步深化了与中国的关系。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雅伊尔·博索纳罗和哈维尔·米莱身上，他们虽然质疑中国，但并未削弱双边联系。也存在相反的例子，例如智利，在前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的右翼政府时期，双边关系比在现任总统加布里埃尔·博里奇时期更为顺畅，后者在涉人权与环境等问题上提出更多批评。
归根结底，比意识形态更具影响力的是经济互补性，以及次国家层级和私人部门经济主体的作用。意识形态或许会影响官方论述，但很少会真正改变结构性格局。
您认为美国是否在试图遏制中国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若是，这些举措的效果如何？
美国的政策往往体现为被动、缓慢且带有强制性。它没有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而是依赖制裁和警告，这在该地区引发了不满。对许多国家而言，中国并非理想选择，但却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且不附带过多条件就获得融资的渠道。美国手中也拥有诸如美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工具，但其使用的灵活度远不及中国。因此，当美国要求贫困国家不要采用诸如5G等技术，却又拿不出等价替代方案时，矛盾自然随之产生。
如果美国不调整其战略、提供可行的替代性产品与方案，它就有可能将拉丁美洲进一步推向中国。
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您的著作在如何应对这一区域影响力转变方面提供了哪些启示或警示？
主要的启示是，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将变得愈发困难。过去三十年间，一些国家设法从两方同时获益，例如智利和秘鲁分别与两大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如今美国正逐渐走向一种“非友即敌”的二元政策，这将迫使各国做出选择。由此引发的内部辩论，可能会在未来十年深刻影响总统选举与国家政策走向。
挑战将异常艰巨，目前尚不清楚该地区是否足以应对这一挑战。这也是我一再强调要培养新一代专家——这些专家不仅要能够抵御外部压力，还要认识到与中国的关系不太可能被逆转。除非美国战略发生根本性调整，否则中国仍将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主要经济伙伴。
《经济替代：中国与在拉丁美洲主导地位终结的美国》弗朗西斯科·乌尔迪内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