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会谈中，两人重点讨论了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对气候变化这一两国近年来的主要合作领域却避而不谈。
角色翻转
近几年来，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发生翻转。面对特朗普对气候议题放任不管的态度，现在已经换成中国呼吁“西方舆论……对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其直面气候变化。”
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着手撤销前任留下的气候政策。上个月，他签署行政命令（本质上为总统备忘录），要求环保署重新评估奥巴马政府《清洁电力计划》，修改针对新建燃煤电厂的排放标准，取消减少甲烷排放的规定，重新计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允许公司在联邦土地上开采煤矿，并提出在制定其他领域的国家政策时无需考虑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自己的全球气候努力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一直在积极地维护《巴黎协定》，他近乎直白地警告特朗普政府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协议决不能“脱轨”。
中国官员也纷纷通过大众媒体表达对特朗普的批评，提醒美国民众共和党在气候外交中一贯表现不佳。
如此讽刺的角色逆转没能逃过记者和政治评论员们的眼睛。“特朗普撤销气候政策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气候领袖，”纽约时报近来一篇报道的标题如是说。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则提出问题：“中国能否收拾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留下的烂摊子？”
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答案是“不能”。中国一家官方报纸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很自私”，并称“北京方面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承担起华盛顿撂下的所有责任。”
气候领袖责任重大
这些言论一方面是出于中国一贯的谦逊姿态和低调的行事风格，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降低外界的期待。但中国迟迟不愿接受全球气候变化领导者的头衔，引出了我们讨论领导地位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即外交领导（即站在高处总领全局）与实际领导（即通过实际行动领导抗击气候变化）的区分。
特朗普总统已经完全放弃奥巴马在任期间树立的美国在气候方面的外交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曾和中国等国家合作，壮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运动，而新政府却扬言要退出一切多边气候外交，并阻止本国的气候努力。
从最近的行政命令来看，特朗普政府还准备放弃美国在气候领域的实际领导地位。
但美国就像一艘大船，有着自身的动力和惯性，无法轻易改变航行的路线。其独特的联邦制形式限制了总统在国内事务上的权力，且限制程度比大多数人认为的都要高。
虽然特朗普开始挑战奥巴马的车辆燃油效率标准，但加利福尼亚州却先他一步，制定了全国最为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尽管联邦碳排放限额近期出台无望，但基于市场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区域温室气体倡议已经扩大到美国东北部的9个州。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7个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标准。
除此之外，全球经济趋势也在推动清洁能源在美国的发展。能源领域绝大部分新增就业都来自可再生能源生产；事实上，太阳能行业的用工人数要高于高度自动化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行业用工人数的总和。特朗普只能竭力掩盖这些趋势，阻碍其进程，但正如前总统奥巴马为《科学》杂志撰写的文章所说，没有一位总统能够阻止清洁能源稳步前进的步伐。
中国也在帮助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扩张，用实际行动承担起气候领导责任，而不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今年，中国政府将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年碳排放配额在30到50亿吨之间，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中国还计划在2020年之前投资3610亿美元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的政治体制也确保了不会出现影响计划执行的政治风向变化。
但这些大手笔的气候举措并不能改变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在长时间内都将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篇《环球时报》英文版社论近来写道，“怎么能指望中国为西方发达国家牺牲自己的发展空间呢？”
这种说法虽有些故作谦虚，但也是实话。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虽大，但也仍在投资和出口煤炭。未来5年中国的煤炭装机预计将增长19%，而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将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的15%。
政府制定了治理空气污染的计划，但如今中国的空气污染仍是全球最严重的——每年有上百万例过早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
中国能否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担起领导大任？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且不符合其向来低调的国际外交风格。
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困境：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填补气候领导的缺位。这一矛盾限制了中国领导气候事业的能力。“就气候变化而言，中国不是那种能够把其他国家团结起来的领袖，” 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的资深项目主任柳力表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团体能够填补美国退出气候行动后空出的领导位置。中国只能在其力所能及的领域担任实际领导，例如可再生能源投资。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晤时或许没有谈及气候变化问题，但随着海平面上升，海水不断拍打两国的海岸，地方辖区、非政府团体和先锋企业都将推进追求更好的气候未来。
由于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有一个更具前瞻性思维的政府执掌美国之前，全球气候外交领域的领导地位都将处于去中心化的状况。
张姚琳（音）：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生，对本文研究亦有贡献。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