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里从此再要加上一句“更绿色”。
将于今年夏天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设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承诺本届奥运会的碳足迹将比往届夏季奥运会的平均水平减少一半。
作为参考，据报道，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约奥运分别排放了330万吨和360万吨的二氧化碳。由于疫情，上一届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没有观众，但仍排放了 196万吨。
为达到减排目标，巴黎奥运会采用ARO 方法 ，即避免（Avoid）不必要的排放、采取减排措施（Reduce）、最后对无法避免和削减的碳排放再进行抵消（Offset），并引入了两个额外阶段：预测排放量和利用奥运会的吸引力来动员气候行动。
体育比赛在全球有数以十亿计的观众数量，因此重要性颇高。据国际足联统计，仅足球一项运动，全世界就有50亿球迷——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其他拥有大量粉丝的运动包括板球（25 亿）、曲棍球（20 亿）以及网球（10 亿）。鉴于体育运动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人们对其环境影响的担忧远远超出了体育赛事的直接排放本身。
所以，不仅是巴黎奥运会，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2024年德国欧洲杯等比赛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性。在中国，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也采取了一系列减碳措施。然而，其中一些减排方案，尤其是碳排放的计算方式、碳抵消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
体育运动的碳排放来自哪里？
重复利用场馆和100%可再生能源供电是大型赛事中减少排放的重要途径。巴黎奥运会约 95% 的场馆将是现有设施或临时建筑，仅这一举措预计能减少100万吨的碳排放。同样的，2022年杭州亚运会也表明优先使用既有场馆，设置的56个竞赛场馆中，12个为新建场馆。
除了场馆的重复利用，巴黎奥运会还承诺采用100%可再生能源来提供动力，主要来源包括风电、太阳能电和部分沼气发电。相较于2012年伦敦奥运会消耗的400万升柴油，这一举措预计能减少相当于13000吨碳排放量。
北京冬奥会也实现了100%可再生能源供电，将张家口市的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等多种能源向赛区输送。比赛结束后，该工程每年仍可向北京输送约14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占北京全市大约1/10的用电量。
不过，体育赛事碳足迹的最主要来源往往是运动员和观众旅行，尤其是航班和开车带来的碳排放。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现场没有观众，因此碳排放得以减少。2022年，海外观众的缺席也令北京冬奥会的人数由原来的229万人减少至158万人，带来了51.2万吨的减排量。
随着旅行复苏，观众将回到赛事现场，根据欧足联引述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和消费者保护部的数据，预计德国今年夏天举行的 2024 欧洲杯中，超过80%的碳足迹来自球迷的交通。而德国已经在行动，他们为欧洲杯旅客推出旅行通票，鼓励观众们在德国境内不同的主办城市间使用火车出行。
萨塞克斯大学的研究助理弗雷德里克·戴利（Freddie Daley）告诉对话地球，体育赛事的组织者总是希望自己的活动更受欢迎，但是有时控制赛事的规模是有必要的，而且组织者应该在观众间推广更可持续的旅行。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由不同国家和城市共同举办。2020 年欧洲杯因疫情推迟至 2021 年，并在 11 个不同国家举行，因相关国际旅行对气候的影响而受到广泛批评。
戴利也对下一届世界杯将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联合举办表示了担忧。“北美的铁路网络无法提供低碳的交通选择，最后观众们只能选择飞行和开车的方式在不同的赛事间旅行。”
根据主办方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前往北美的国际旅行将占 2026 年世界杯期间总排放量的 51%。 美国境内以及前往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旅行将产生 34% 的排放量。
碳抵消的争议
对于无法避免的碳排放，运动赛事只能通过抵消来实现碳中和。
以宣布实现了碳中和的北京冬奥会为例，张家口市和北京市的造林项目是其碳抵消的主要措施，共抵消了110万吨二氧化碳。
2022年，杭州亚运会也通过碳抵消的方式实现了碳中和。据报道，亚运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88.29万吨，杭州亚组委接受社会各界捐赠109.99万吨碳抵消指标。
林业碳汇是中国实现赛事碳中和的首选，根据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发布的《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 “大型活动组织者应通过购买碳配额、碳信用或新建碳汇林的方式中和大型活动实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鼓励优先采用来自贫困地区的碳信用或在贫困地区新建碳汇林”。
然而，林业碳汇充满争议。戴利表示，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全球最大碳信用认证机构维拉（Verra） 90% 以上的雨林碳抵消毫无价值。Verra回应了该调查，表示科学家使用的方法无法捕捉森林项目到对地面的真正影响，因此科学家估计的减排量和其认证的信用额与之间存在数值差异。不少案例也发现雨林原住民并不能从碳信用协议中获得好处，甚至有时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金蕾告诉对话地球，林汇项目受到地域、物种等自然资源的影响，在评估和核算层面需要更因地制宜地去选取方法学，且需要第三方权威机构在计量、监测、核证等环节的充分参与。 根据奥组委的公开披露信息来看，北京冬奥会采取了严谨、完善的流程以确保碳抵消环节林汇项目核算的真实、合规。
“最重要的是减少排放，而不是依靠抵消”，戴利表示，当一项赛事宣称自己实现了“碳中和”，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它们抵消了多少二氧化碳，抵消额的比例越高，为避免或减少实际排放所做的努力就越少。
在金蕾看来，北京冬奥会的碳抵消实践已经做到了相对客观、公允和透明。但她也承认，碳抵消话题本身具有一些局限性与争议性，容易带上“漂绿”标签，在碳中和行动中，其更多的是辅助属性，实现碳中和的核心依旧是自身层面的绝对减排。
欧洲足球协会的气候基金是支持行业内有意义的减排计划的一个重要实例。每当欧洲足球锦标赛产生一吨“不可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时，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将捐赠25欧元至气候基金，预计总额达到700万欧元，这些资金将会用于资助德国业余俱乐部在能源、水资源、废物管理等方面的减排行动。
帮助体育利益相关者制定其可持续性计划的咨询公司全球可持续运动（Global Sustainable Sport）认为，该基金项目是个重要案例，因为没有将减排量“据为己有”。虽然也使用了碳抵消方式，但他们不宣称“碳中和”，而是把项目重点从“补偿”转向关注行动和社区参与上。
“听到这个数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25欧太少了”，戴利表示。他的看法不无道理，美国环保局将碳的社会成本定为每吨 190 美元。此外他也强调，理论上来说，资助草根足球俱乐部进行减排的计划很有吸引力，但是具体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这离不开信息透明公开。
我们还需要“碳中和”赛事吗？
卡塔尔 2022 年世界杯被宣传为“首届碳中和世界杯”，然而，赛事结束后，瑞士监管机构裁定，国际足联对该赛事对环境的影响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低估了排放量，而且碳补偿缺乏可信度。360 万吨的碳足迹抵消是基于严重的低估。一些计算表明这个数字超过1000万吨。国际足联表示正在分析该结论，并可能会考虑上诉，但目前尚未采取行动。
“这反应了体育行业使用碳抵消时存在透明度的问题。赛事应该公开经过核算的碳排放量、碳抵消的项目和资金去向，让公众监督”，戴利表示。
2018 年，国际奥委会发布了统一的碳足迹核算方法，所有奥运会都必须遵守。戴利认为，其他重大赛事也应该建立一套严格的核算方法，而且应该更谨慎地宣称自己是“碳中和”，以免对公众产生误导。
金蕾则表示，大型体育赛事往往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度都很高，可以以此为契机向观众、参赛者、工作人员、合作伙伴等各类相关方提升气候意识，同时“碳中和”“可持续”的话题也确实可以为赛事宣传进一步吸引流量。
“大型赛事若想实现碳中和层面的’言行合一’，除了需要主办方的自我承诺和构建一套完整的碳排放管理体系外，还需要足够成熟的配套措施以及专业的外部支持。” 金蕾告诉对话地球，例如对赛事碳管理工作全过程和碳排放量、减排量的核算实施完整的第三方评估与核查。
今年巴黎奥运会在减排措施里引入了一项创新的举措：利用奥运会的吸引力来动员气候行动。 “体育赛事具有跨文化的凝聚力，这正是气候行动所需要的。如果赛事主办方能够做出表率，致力于减少自己的碳排放并鼓励观众们行动，那么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戴利说道。
然而，关注高碳广告问题的非营利组织不良广告（ Badvertising）于2021年发布一篇报告，揭示了体育团体与石油和天然气、航空和汽车等高碳行业之间的250多项赞助协议。报告表示，品牌愿意花费大价钱去赞助体育赛事，就是因为它有效：品牌和观众的情感体验强烈地联系在一起，这往往会让他们忽视了这些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
戴利参与了这项报告，他认为，如果一项体育赛事做了很多努力进行减排，最后足球场边的广告是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或者体育行业里有环境争议的公司，那似乎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们不仅只关注一场体育赛事的碳排放量，更应该看到体育运动的影响力”，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