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10日起，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抵达亚马逊河畔的巴西贝伦市，参加COP30气候峰会。联合国将本次会议视为各国更新气候行动计划、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关键节点。
作为东道主，巴西希望COP30成为以落实为核心的会议。会议主席安德烈·科雷亚·杜·拉戈（André Corrêa do Lago）在8月的一场筹备活动上表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COP30将是调整机制、加速执行的契机。”
然而，人们对COP30的期望与它面临的挑战一样大。今年恰逢《巴黎协定》十周年，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推动了各国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政策，但实现目标的进展仍然不足：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首次超过了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这个数字被科学界定义为避免日益严重的气候事件最恶劣影响的关键阈值。
今年早些时候，研究人员警告称，地球已达到首个气候“临界点”，超过80个国家的珊瑚礁因海洋变暖而大面积死亡。此外，亚马逊雨林也存在生态崩溃风险，亚马逊生态系统对全球气候平衡至关重要，而COP30恰恰在此地举行。
《巴黎协定》面临现实考验
随着气候危机日益加剧，COP30 将考验各国是否愿意继续将《巴黎协定》置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
2023 年在迪拜举行的 COP28完成了首次全球盘点，并首次在会议最终文本中提到“从化石燃料过渡”。2024年在阿塞拜疆举行的 COP29设定了气候融资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简称NCQG)。
本COP30的重点将是审查和落实各国的减排目标，即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目标）。根据协定，各国需每五年更新一次目标。
一份综合报告将汇集指导2030年前气候行动的各项提案，并评估各国NDC目标执行情况。然而，迄今为止，在《巴黎协定》的190多个缔约方中，仅约70个更新了其目标。这些已提交计划的国家的排放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
“目前提交的计划远不足以确保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简称WRI）巴西分所的气候政策经理米里亚姆·加西亚（Miriam Garcia）说道。
她指出，最新估算显示，要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以内，世界必须在2030年前再减少约310亿吨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即便将各国更新后的自主减排行动目标以及其他已宣布承诺都纳入考量，预计的减排量仍不足20亿吨，远低于所需水平。
本次会议还将重点讨论气候适应、公正能源转型，以及“巴库-贝伦路线图”的落实情况。该路线图为在2035年前实现每年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提供了行动框架，此目标已在COP29会议上正式确定。
在正式谈判之外，巴西政府还致力于推行一项包含了350多场活动的“行动议程”，参与方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研究人员和民间组织。
然而，这一议程也引发了不同声音。气候行动网络拉丁美洲办公室（Climate Action Network Latin America，简称 CAN-LA）的倡导顾问卡拉·马斯（Karla Maass）表示：“有些人认为，这里将成为推动实际政治和经济对话的关键场域；但也有人担心，它不过是转移外界对正式谈判关注的‘烟幕弹’。”她告诉对话地球。
马斯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但行动议程不能喧宾夺主，削弱正式谈判的核心地位。
加强多边主义
WRI驻巴西代表加西亚表示，除了技术僵局外，COP30也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中。她指出，各国之间日益加剧的不信任已被全球领导人视为气候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这削弱了各方结成联盟和开展合作的意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此前他已大幅削减了美国的国际气候援助项目。同时，乌克兰和加沙等地区的战争正导致全球资源更多地流向军事和安全领域，全球气候融资也因此进一步萎缩。
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分散人们对气候谈判的关注。面对这一现状，COP30峰会的组织者和领导方，如峰会首席执行官安娜·托尼(Ana Toni)，正努力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加西亚也认为，多边主义是应对气候危机的唯一途径：“对于最脆弱国家来说，他们的诉求没有别的空间能表达。”
在过去三届COP均被视为由专制政权主办，因此人们对本届会议寄予厚望，希望COP30能够重新激发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凸显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愿景。
然而，贝伦高昂的住宿费用限制了来自民间组织和低收入国家的代表前来参会，使这一希望蒙上了阴影。尽管联合国已增加财政支持，但问题依然存在：据报道，截至10月底，仍有49个代表团尚未确定会议期间的住宿安排，已有130多个代表团确定了住宿。
对此，长期关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巴西组织气候观察站(Climate Observatory )警告称，这可能使COP30成为“历史上包容性最差”的一次气候变化大会。“如果发展中国家代表团无法到场，那么大会决策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气候观察站的气候政策专家斯特拉·赫什曼(Stela Herschmann)说。
即使是已经确认参会的代表团，也普遍缩减了团队规模，联合国和巴西自身也不例外。赫什曼认为，这很可能会影响谈判的效率和质量。她解释说，当小规模代表团不得不同时奔赴不同会议室参与谈判时，这种压力会严重消磨他们的精力和协调能力，最终削弱谈判所能达成的雄心与成果。
美国退出，中国雄心受关注
2025年1月，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这不仅削弱了全球实现减排目标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压缩全球气候融资的空间。” 加西亚表示。但她也补充称，美国从未完全履行其气候融资承诺，而且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可能会试图填补联邦政府退出后留下的资金缺口。
美国退出后，其于2024年提交的NDC目标已不再生效。与此同时，欧盟刚刚提交了其计划，而中国宣布的目标则被广泛认为低于预期。
中国在9月联合国大会中宣布，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然而，一些专家认为该表述较为模糊，且力度不足，尤其考虑到中国的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但中国历来都倾向于超额完成其谨慎设定的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减弱，外界越来越期望中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尽管中国的目标较为保守，但它被认为是唯一一个拥有足够政治影响力和技术能力来承担此角色的国家。
不过，中国经常拒绝明确将自身定位为气候领导者。西安交通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尼克拉斯·韦恩斯（Niklas Weins）表示，中国认为在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国际问题上扮演“唯一领导者”的角色并不符合战略考量。
“美国通常承担这个角色，而中国非常清楚这种形象的压力。因此，在环境议题上，中国更倾向于推动分布式领导，并深化南南合作。”韦恩斯告诉对话地球。
新兴经济体成为焦点
专家们还倡导新兴经济体在绿色转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加西亚认为，中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对于实现低碳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这些国家合计排放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并可能继续增加。如果它们无法有效减排并适应迫在眉睫的气候影响，全球绿色转型都将面临风险。”她说。
同时，许多人认为全球气候转型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些国家仍拥有巨大的潜力扩展可再生能源，为民众提供价格可负担的绿色电力。”赫什曼表示，“这也是利用绿色转型推动社会公平、弥补历史不公的契机。”
COP主席科雷亚·杜·拉戈认为，拉丁美洲有机会在气候正义议题上发挥前所未有的领导作用。历史上，该地区在气候立场上较为分散，而如今，各国正努力在多边体系中加强协调，以期在COP30上提出更加统一、更具影响力的议程。
赫什曼和马斯都强调，加强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话语权固然重要，但若缺少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积极参与，成效将十分有限。“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正在增强，但美国和欧盟仍需保持投入、制定强有力的目标和带动合作。毕竟，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主要在他们那里。” 赫什曼说道。
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将于11月10日至21日在巴西贝伦举行。点击此处查看对话地球对此次峰会的更多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