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荒野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直难登大雅之堂。尽管中国人推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荒野这个词总是带有一些负面色彩。
如果你和中国人讨论荒野这个概念，大多数人眼前浮现的肯定是一个遍地野草、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
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最初，我因不能在这里找到像国内那样的风景名胜颇有些失望。不过，一次短途旅行却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开始对荒野有了全新的认识。
通过在网上搜索“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国家公园”这些关键词，我开始慢慢了解美国的荒野。2007年12月，我参加了一门名叫“实景环境哲学”的课程。这个课程还有个有趣的名字，叫作“在合恩角追寻达尔文的足迹”。这是一个由北德克萨斯州大学亚南极生物文化保护项目与麦哲伦大学（后文简称UMAG）和智利生态学与生物学研究所（后文简称IEB）合作创立的跨学科研究项目，项目所在地位于智利南部蓬塔阿雷纳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SECO）“合恩角生物圈保护区”。
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原始荒野。我和我的生物学教授，以及一群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一起每天跋涉攀爬8个多小时，晚上我们就在野地里搭起帐篷宿营。尽管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生物学课，但是这次课程却对我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我完全被原始荒野的美丽壮观征服了：它是那样的宽广静谧，而又生机勃勃。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我仿佛感受到了某种超验力量。中国传统哲学对天或道的认知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例如，中国哲学认为这种超验力量是不可言说的。
那次旅行结束后，我便立即决定以自然之美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环境美学也是我的主要导师尤金·哈格罗夫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哈格罗夫教授认为，自然之美是环境伦理的基础。其实在去智利之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对哈格罗夫教授这种看法提出了批判。我当时是这样写的：“我认为，生存才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基本需求得不到保证，那么人们恐怕也没有闲情来欣赏自然之美。”
然而，智利之行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合恩角课程结束之后，我开始支持哈格罗夫教授关于环境美学的看法。而我的论文题目也变成了《作为环境伦理基础的环境美学：中西方观点比较》
写论文期间，我利用周末遍访了德克萨斯州周边的荒野地区。我还邀请感兴趣的朋友一同组建了一个名叫“自然之友俱乐部”（ Friends of Nature Club）的组织。比起理论研究来说，置身大自然所带来的感受更震撼。
在实地走访荒野之前，我学习了奥尔多·利奥波多、约翰·缪尔和福尔摩斯·罗尔斯顿等多位环境哲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观点。而那个时候，我其实很难理解他们到底为何创建这些理论，而他们对于原始荒野的赞美我也更是无法体会。然而和一群朋友一起进行两年的探索和了解后，我终于对这些哲学大家的自然理论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013年，我拜访了位于威斯康辛州的约翰·缪尔纪念公园和奥尔多·利奥波多自然中心。来到约翰·缪尔纪念公园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因为眼前所见让我瞬间想起了他笔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变成了一个对原始自然充满敬畏之情的人。2014年，我受邀来到江苏省的苏州大学，成为该校哲学系的一名副教授。
我对原始自然的热爱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我在环境哲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目前，我正在撰写一本名叫《走入荒野的中国哲学》的书。在这本书中我指出，中国已经开始建立国家公园并将其视为落实“生态文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被忽略的“荒野”概念也开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如果中国哲学观念不能容纳荒野，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政策也不可能得到有效落实。值得高兴的是，已经有不少学术组织和期刊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了。美国非政府组织—荒野保护会也准备于2018年在中国云南省召开相关会议。
每个月，我都会邀请一些教授或者环境保护主义者通过在线平台“环境人文学国际论坛”进行演讲。这个论坛的使命就是促进中西方学术交流与合作，支持公众参与荒野保护。截至目前，我已经组织了约16场学术活动。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追寻达尔文足迹”课程的发起人里卡多·罗齐教授，是他为我提供了那次独一无二的机会，引领我走上了今天的道路。
翻译：Estelle(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