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年少的帕特里西奥·罗夫莱斯·希尔（Patricio Robles Gil）与家人从墨西哥前往坦桑尼亚旅行。在那里，他猎杀了一头大象，并带走了象牙作为战利品。他记得自己循着那头大象的足迹追踪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才看到它。“你可以想象，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这个过程是多么令人激动。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仪式，” 他说。
那次经历改变了罗夫莱斯·希尔的人生。如今，他用相机捕捉野生动物的身影。从狩猎者转变成为保护者、摄影家和艺术家，他对狩猎这一争议话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人类活动导致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这一现象被一些生态学家称为“生物灭绝”（biological annihilation）。在这种情况下，围绕 “出于保护目的的杀戮是否合理”的争论也变得日益激烈。
自相矛盾的保护方式？
合法狩猎可以分为三类：为了自用的“生存性狩猎”，为了出售动物制品的“商业性狩猎”，以及主要为了追求享乐而猎杀动物的“娱乐性狩猎”。娱乐性狩猎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活动可以创造就业，造福当地社区，保护自然。但批评人士则指出，管理此类狩猎活动充满挑战，且单纯地为了娱乐而牺牲动物生命，该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也让人质疑。
罗夫莱斯·希尔认为此事应从长计议。他说，狩猎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过去，狩猎者曾帮助保护全球大片地区和诸多物种。他举例说，印度王公喜欢猎杀老虎，这反而保护了这个物种。不过，他对于现代狩猎的看法更为复杂。尽管他公开反对以不可持续的方式猎杀濒危物种，但他同样表示，在特定情况下，狩猎可以促进保护。
这一观念看似自相矛盾，但底层逻辑却十分简单。动物学家、图书《战利品狩猎》（Trophy Hunting）的作者之一亚当·哈特（Adam Hart）向对话地球解释说：“猎人支付了狩猎费、许可和战利品费用，这笔钱能用于狩猎区的管理，并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了激励。”
该书的合著者尼古拉·比歇尔（Nikolaj Bichel）补充道，根据研究人员的记录，这一方式在加拿大的北极熊、南非的犀牛和巴基斯坦的捻角山羊等物种的保护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墨西哥也有类似的成功故事。
罗夫莱斯·希尔提到了墨西哥大角羊（Ovis canadensis）的种群恢复案例。根据墨西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 简称CITES)科学委员会2019年的报告，大角羊种群在整个北美洲的数量从1800年的大约100万只锐减到1950年的2.5万只，但之后又恢复到6万到8万只。20世纪时，由于栖息地丧失、牲畜疾病以及非法狩猎，大角羊在墨西哥大部分地区消失。但根据报告，由于对狩猎活动进行管制、密集繁殖和种群引入项目，这一物种摆脱了在当地灭绝的命运。
CITES的数据显示，自从墨西哥允许战利品狩猎活动之后，全国大角羊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索诺拉州尤其显著。据报道，2006年到2016年间，该州的大角羊野生种群数量增长了40%，另外在繁育机构中还圈养着2500只。
野生动物管理咨询公司阿尔朱尔咨询（Aljure Consultores）的董事亚历杭德罗·华雷斯·雷纳（Alejandro Juárez Reina）告诉对话地球，猎杀一只大角羊的费用在3.5到6.5万美元之间。当土地所有者意识到大角羊的价值之后，就会自发地加以保护，并向政府登记注册，开展狩猎活动。
墨西哥野生动物管理区
《野生动物综合法》（General Wildlife Law）规定，墨西哥的狩猎者在狩猎季可以狩猎51个鸟类物种和28个哺乳动物物种。根据1997年创建的一个机制，备案登记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局（Management Unit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Wildlife，以下简称UMA）的区域允许野生动物用于经济用途。墨西哥环境与自然资源秘书处（Secretaria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负责管理和监督这些UMA在其区域向狩猎者出售狩猎许可证的行为。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Puebla）由当地社区管理的圣克鲁兹·阿奇皮尔科（Santa Cruz Achichipilco）UMA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根据2015年发表的研究，在每年三个月的狩猎季期间，该UMA靠狩猎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 mexicanus）和其他物种可以创造2万到3万美元的收入。对狩猎资源有控制的使用带来了多重环境和社会收益：白尾鹿种群数量增加，栖息地环境改善；同时创造了就业，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直接收入。据悉，生态保护意识也有所增强，当地居民还接受了UMA管理培训。
据报道，在墨西哥东南部的坎佩切州（Campeche），眼斑吐绶鸡（Meleagris ocellata）便得益于UMA内受管制的季节性狩猎。该物种的种群数量曾因栖息地丧失和过度开发而显著下降。国际野生生物组织（Bio Animal Wild International）总裁玛丽·帕尔马·伊里萨里（Marie Palma Irizarry）告诉对话地球，这些鸟类种群之所以恢复，是因为狩猎活动为门诺派（Mennonite）移民社群创造了新的经济体系，使他们有了生态保护的新选择，不再需要依靠砍伐森林谋生。
这些案例是否表明“狩猎有利于生态保护”？尼古拉·比歇尔表示，批评人士指，受管制的狩猎“导致野生动物管理过于利好狩猎者以及被狩猎的特定物种，而非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而这个观点有时确实有道理”。
挑战重重
娱乐性狩猎尽管获得了不少积极评价，但在生物、经济和制度方面 仍面临着很多挑战。
尽管狩猎似乎有益于墨西哥的大角羊种群，但加拿大的一项为期30年的研究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副作用。该研究显示，由于狩猎者更青睐羊角较大的雄性个体，羊角先天成长速度更慢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殖，长此以往便改变了族群的特征：雄性大角羊的体重逐渐降低，羊角越来越小。
在墨西哥坎佩切州卡拉克穆尔市（Calakmul），狩猎对白唇西猯（white-lipped peccary）种群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据观察，当地白唇西猯的群落规模变小了，因此更易成为狩猎的目标——这与当地的狩猎压力有着直接的关系。研究人员曾警告称，其他地区的一些UMA试图通过引入外部物种来丰富狩猎种类，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研究人员还着重强调了另一个挑战：很多UMA只关注狩猎这种商业活动，而这让当地收入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同时也错失了开展生态旅游等可持续活动的机会。专家还告诉对话地球，由于生态系统有一定复杂性，以及缺少熟稔野生动物综合管理的专业人士， UMA很难实施适当的管理方案。
亚历杭德罗·华雷斯·雷纳（Alejandro Juárez Reina）认为，最主要的两个挑战是如何确保狩猎收益能够惠及当地社群，以及有关当局如何对狩猎活动进行充分的规范和监督。
他说：“所有人都在谈论生态环境保护，可如果你到一个社区，告诉当地人‘不要杀野生动物’‘别碰它’，但是却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但当地人也要吃饭。重点是，要给当地社群创造收入。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大家才会关心动物。”
专家还告诉对话地球，监管不力可能导致猎杀雌性动物、幼崽或者受保护物种等非法行为。UMA管理上的腐败和缺乏透明度，可能导致野生动物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栖息地退化。
动物权益组织墨西哥自然动物（AnimaNaturalis México）总监阿图罗·贝兰加（Arturo Berlanga）质疑对UMA进行监管控制的可行性。他指出，环境秘书处下属的野生动物管理总局（Directorate-General of Wildlife）监管着超过1.1万个UMA和中小型企业。每个UMA每年都必须提交一份环境和野生动物管理计划，报告动物死亡情况并出具兽医证明，还要上报动物的销售和繁育情况。
“政府是否有能力对此进行核查？”贝兰加自问自答到，“根本不可能。”
胜利的奖杯
除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和对生态影响的质疑之外，人们还对狩猎，尤其是战利品狩猎带来的伦理问题表示担忧。狩猎者会保留战利品动物的某些部位——例如鹿角或者大角羊的角——作为胜利的象征，这引发了尤为激烈的辩论。
43岁的哈维尔·桑切斯（Javier Sánchez）经常与父亲和儿子一起打猎。他说，自己分外珍惜在普埃布拉自己家中与战利品度过的每时每刻。在他看来，打猎是为保护生态做贡献的一种方式，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与亲友共同体验、欣赏大自然的方式。他告诉对话地球，战利品不过是“锦上添花”。
但只要看一下那些炫耀战利品的狩猎者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可以看出公众对此的强烈反对。研究还表明，富有的狩猎者以狮子、大象等大型哺乳动物为目标，让他们的大男子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沙文主义形象得到了固化。
热爱的动物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狩猎者。狩猎者同样永远无法理解热爱动物的人。生态保护人士、摄影师帕特里西奥·罗夫莱斯·希尔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简称IUCN）墨西哥委员会主席拉蒙·佩雷兹·希尔（Ramón Pérez Gil）看来，应该反对的是“恶劣的猎手”和“随意开枪者”，但他也承认，管理良好的狩猎活动有可能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持，实现人类需要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墨西哥狩猎者奥斯卡·加尔松（Oscar Garzón）在接受EarthxTV的采访时表示，他会告诉那些批评他杀害动物的人，他“没有浪费任何东西，无论是皮毛还是血肉……一点儿都没浪费。当你赋予动物价值后，就会关心它们。”他说，狩猎的目的“不是到处杀戮，看见什么杀什么。相反，如果学术研究和官方告诉你，在猎场可以杀五只动物，你就会将自己猎杀的目标限定在三只。这是一种可持续的行为。”
但在阿图罗·贝兰加看来，这种想法源自墨西哥《野生动物综合法》，他认为这部法案“迟钝、陈旧、过时”，将动物的开发和商业化置于动物的保护和福利之上。他批评道，这部法案允许将野生动物当成“单纯的物件而非拥有权利的生命”。
贝兰加引用了2012年的《剑桥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宣言中，神经科学家得出的结论，哺乳动物、鸟类及其他动物与人类一样拥有产生意识所需要的神经基元。由此，他在反对狩猎时用到了“尊重”一词。他质问狩猎者：“你们有什么资格剥夺另外一个生物的生命？”
动物学家亚当·哈特（Adam Hart）表示，有些人宁愿看到物种灭绝，也不愿意看到它们被猎杀。“如果你出于道德考虑反对猎杀动物，包括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猎杀方式，那么无论猎杀能带来多大的好处，你也不会认同。”
帕特里西奥·罗夫莱斯·希尔对此表示赞同：“热爱的动物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狩猎者。狩猎者同样永远无法理解热爱动物的人。”
但正如他本人经历所表明的那样，狩猎者也会改变。
追踪美洲豹
五十多年前，当时还是少年的罗夫莱斯·希尔射杀了那头大象。当时，盗猎象牙和大象保护都不是热门的公众议题，他也表示自己并不后悔参与了那场狩猎。
他说：“那一刻改变了我的人生。它引发了一系列变化。或许那件事将我塑造成为了生态保护主义者，让我更尊重自然。”
他回忆自己进入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决定放下枪，举起相机，用图像推动自然保护。198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野生动物摄影集。1992年，他在墨西哥创建了两个生态保护组织，鼓励私营企业购买土地并永久用于保护野生动物。
作为一名自然摄影师，罗夫莱斯·希尔最辉煌的时刻出现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库伊巴河与皮基里河的岸边。2010年，他抵达了那里，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为了目睹一支野生美洲豹苦寻了40年。他脑海中回荡着他最为敬重的兄长的话：“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男人，就必须像一名真正的马托格罗索猎手一样，用长矛杀死一只美洲豹。”
罗夫莱斯·希尔在那里停留了五个月，与40只不同的美洲豹邂逅了180次，拍摄到了它们在野生环境下最为美丽动人的画面。
他没有杀掉一只美洲豹，而是让它们在照片中永存。
翻译：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