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思•夏皮罗最初关心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在70年代末在湖南省教英语的时候。现在，作为全球环境政治学教授，朱迪思在她的新书《中国的环境挑战》中把中国引入环保人士关于全球环保危机的讨论中，并且向一直关注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环境的新视角。
中外对话（以下简称“中”）：您为什么对中国环境问题产生兴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您在湖南的生活经历对您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朱迪思•夏皮罗（以下简称“夏”）：1979年到1981年，我开始在中国教书，毛泽东时代也刚刚结束。那时候，湖南师范大学的师生都有着可怕的经历。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要帮助他们告诉世界中国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早期书籍创作的主题，比如《革命之子》（与梁恒合著）。基于对这段时期的关注，我熟知了除四害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和知青运动等， 而它们都对中国的环境影响深远。后来，我写过一本关于毛泽东时代环境恶化的书，名为《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这本书把两条线合并到了一起。从那时起，中国的环境危机就已经激化，刚好我的教学和研究也转到了国际环境政治这个更加宽泛的领域。《中国的环境挑战》尝试从一种平衡、国内的视角去解读中国面临的一些困难；希望向那些关注全球环境危机的环保主义者介绍中国，同时也为已经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提供一个环境方面的视角。
中：自上一版推出以来，中国国内关于环境的态度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该书的上一版于2012年出版）
夏：从持续的“空气末日”到上海水域死猪事件，再到接连爆出的食品污染丑闻，中国民众对严重的污染问题已经失去了耐心。社交媒体不断涌现，众多“应用软件”使民众不仅能够了解污染的详细信息，还能分享自己拥有的数据，这已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环境信息透明度的革命。新版《中国的环境挑战》主要的变化在于更加关注中国的“走出去”政策（政府鼓励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战略）造成的环境影响，同时更新了中国民间环保团体可用的策略和方法的相关信息。这些方法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然之友采用的标准“信息政治”技术，现已演化成为包括社交媒体应用软件等在内的突破性手段。新的手段还包括2015年3月发布的、由私人出资制作的“穹顶之下”纪录片，以及利用名人效应，邀请姚明拍摄公益广告呼吁拒食鱼翅。一些财力雄厚的基金会也参与了解决环境问题，这说明民众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紧迫感与以往相比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各界人民都有权参与其中。
中：您是说目前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或政治体系，而在于有限的公众参与和信息不透明，那现在中国不断成长的环境运动应如何打开这个局面？
夏：中国的决策者和科学家仍倾向于认为环境问题属于技术性问题，只要优化测试、加强污染控制就能解决。和中国读者讨论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对于环境恶化是一个人为的政治问题，其中存在输家和赢家这一概念非常陌生。类似环境正义和环境种族主义这样研究环境危害如何从较有权势的团体转嫁到较脆弱的群体之上的概念，在中国也十分新颖。在我看来，中国民众还在努力寻找政治参与的最佳方法。例如，集体诉讼是公众参与的新前沿。环境群体性事件依旧十分普遍，但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更好地引导民众尊重中国出色的环境法（对环境法的不尊重通常是引发环境问题的开端），那么环境群体性事件也就能够避免。
中：为什么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世界很重要？
夏：中国的环境足迹非常大……一点都不夸张地说，“中国好，世界才好”。最典型的就是气候变化。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居世界首位，即使是人均碳排放量也超过了欧盟。幸运的是，中国决策者知道气候变化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干旱、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愈加频发；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喜马拉雅冰川融化将严重影响中国北部的地下水位，从而导致大批人口背井离乡——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威胁都十分了解。
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最近富起来了，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采购粮田、矿产、林地、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投资过程中有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因素，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他们购买象牙、鱼翅等商品的能力正在造成全球许多地方的生物多样性锐减。
最后，中国许多环境问题具有区域性影响。例如，中国的大气颗粒物污染影响到了东北亚地区，大坝建设对湄公河等重要水道的水流造成了影响（将来甚至可能影响到雅鲁藏布江）。这些都突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大家应该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带来的共同利益，并努力创新找出解决办法。或许有一天，中国会提出另一种发展模式，为大家指明新的方向，激励所有人向着世代的可持续发展前进。
中：环境正义是您书中的另一个关键主题。中国有可能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做到不把污染问题转嫁给更加贫穷的地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吗？
夏：这个问题很关键。我非常担心所谓的邻避主义（“不要在我家后院”）。一些人认为这标示着中国中产阶级正在意识到环境问题（反对设立垃圾掩埋场、焚烧炉和PX项目工厂等等），但这种主义很可能会把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这种方法不过是缓兵之计，我们仍旧需要正视地球资源的局限性，要知道地球容纳有毒物质和废物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在书里详细讲述了污染如何从中心城市转移到郊区、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从中国东部转移到西部、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非洲、以及其他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精英阶层过于腐败的地方。2015年的“APEC蓝”峰会期间，河北省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那时候就有许多讨论提出将污染最严重的工厂迁往非洲。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污染迁移”，无论对于非洲人民还是整个星球，这无疑都是坏消息。
中：中国海外足迹的负面影响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中国给印度、巴西这样面临类似环境挑战的新兴经济体树立的积极榜样有哪些？
夏：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国企和私企的进步都非常快。他们已经意识到，在政治不稳定的地方进行投资的风险巨大。他们也明白，即使政府欢迎外商投资，项目也需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给他们带去福利，不然就可能遭到抵制或者面临剧烈的动荡。中国人很难做到社区参与，对于那些没有在海外居住过、没有与其他文化打过交道的人来说更是这样。我认为这种日益增长的理解是一种积极的发展。但是，社会和环境筛选的理念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还是有点麻烦，因为在中国国内投资的时候，他们并不习惯于进行这种操作。中国主导的新的投资银行和援助机构是否会降低多年来世界银行强制推行的、饱受诟病的标准，目前还有待分晓。
中：中国现在可能还不是全球政治或经济强国——但是否能成为引领全球清洁技术和创新发展的绿色大国？
夏：中国是世界太阳能和风能发展的领头羊。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正在努力创新，创造实质性突破。但能源领域真的有很多问题。例如，现在大家会更多地关注“可再生能源”，于是许多大型水电工程就又重新被提上日程，其中包括一些活动人士希望永不投建的项目，原因就在于这些项目会影响到未受污染的河流、地方特有物种、以及脆弱的生态系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绿色大国，而且我也承认，如果中国没有成为绿色大国，这个星球就要遭殃了。
中：您写到佛教、道教等中国传统思想在今天中国年轻人中并没有强烈的共鸣，那么其他的生活消费方式要从何而来呢？
夏：就我的经验，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一样，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开始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这个世界开始看起来不那么像是“现实主义者”眼中的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的零和博弈，更像是一群根本利益相同的人组成的全球社区。这当然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另外，强烈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爱国主义在中国年轻人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但我确实也看到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质疑一种强调物质财富占有的发展模式。因此，我看到了家庭农场的回归，甚至有人开始在“阳台种菜”。这是一种对有机农业的强调，是对灵性和宗教的关注，也是在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
中：您怎样看待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问题上的中美关系？
夏：中美两国在环境问题上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合作。习近平和奥巴马在APEC会议期间公布的气候变化声明只是对两国长期环境伙伴关系的一种最为明显的表达。通常来说，即便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分歧的国家都能在环境问题上达成共识。环境往往会被看作是现代版的“乒乓外交”。然而，在技术转移、投资和帮助中国达成碳排放目标方面，美国能做的还有很多。例如，美国在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利用市场，通过交易污染许可证降低碳排放量。我相信这一经验对中国来说会很有用。
朱迪思•夏皮罗任美利坚大学国际环境政治学教授，著有《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2001）一书。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