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7年空气质量目标能否实现？

中国政府2013年颁布的空气污染治理五年计划——即《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已经进入最后一年的冲刺。明年此时，全中国人就将知道政府有没有实现五年前许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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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达标问题不大

从数字上看，这个承诺非常明确：空气质量被简单地以细颗粒物浓度来衡量，即人们最关心的PM2.5浓度。到2017年底，几个重点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PM2.5浓度分别下降15%到25%；首都北京的年均PM2.5浓度则要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ppm）——而2013年这个数字是89.5；另外，所有城市年均PM10（比PM2.5稍大的颗粒物）浓度需要比2012年下降10%以上。

细颗粒物（PM2.5）是众多空气污染物中的一种。它会进入并停留在肺部，持续危害呼吸系统，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细颗粒物中人可能会因疾病而过早死亡。WHO认为PM2.5年均浓度只有在10ppm以下才不威胁健康。

中国对抗空气污染之战任务艰巨：从2013年起，74座重要城市才开始定时公布PM2.5浓度，当年96%的受监测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年均35ppm的最宽容的“过渡期（Interim）”标准。

总体情况的确在好转。环保部长陈吉宁在今年初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三个重点城市群的空气质量已经比2013年提升了30%左右，提前超额完成目标。

同样，根据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在去年8月发布的中国空气质量管理评估结果来看，早在2015年底，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中，就有多个城市已经达到了2017年的目标，其中珠三角地区甚至已经提前达到了35ppm的PM2.5浓度目标。

另外根据环保部的数据，2016年上半年，空气质量达到这一过渡标准的中国城市从4%提高到了接近四分之一。

“目前判断降幅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告诉中外对话。但他也直言，“北京的60”要想及时达到，是有难度的。截至2016年底，北京全年的PM2.5平均浓度为73。要在一年之内下降13个值，相当于要在一年内完成过去两年多的降幅，几乎不可能。

北京市2013-2016年年均PM2.5指数变化。（数据来自北京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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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治霾有难度

本图截自环境质量APP“蔚蓝地图”，2017年第一天北京PM2.5指数检测值，大部分区超过测量上限值500，俗称爆表。

中国民众第一次知道PM2.5这个名词，是因为北京的美国使馆公布的PM2.5数据在社交媒体上的流传，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尽管并不是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但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以及大量外国媒体和国际机构办公室驻地，北京的空气依然比其他任何城市的都更受到关注。

过去三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一直在下降，且降幅从4%提高到了接近10%。但是贺克斌表示继续维持高降幅未必容易，“一般是浓度高的时候降的快，越往后越难降。” 即使维持10%的降幅，北京到2017年底的PM2.5浓度也还在66左右，离60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情况已经出现反复。新年第一天，北京城大片地区空气污染指数爆表——即突破500。禁止部分高污染车辆上路的应急措施持续了9天之久。

贺克斌认为北京治霾面临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难题。时间上，秋冬季污染扩散条件较差且供暖燃煤使用增加；空间上，和河北交界的南部农村更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污染源的影响，而且还有一些居民还在使用高污染的家庭小煤炉。

陈吉宁则认为只要治理方向对路，北京达标不无希望。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自身经济结构已经较为合理，现在需要联合天津、河北一起，对治污措施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

去年7月环保部联合京津冀政府下发的《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2016-2017）措施》就代表了精细化治霾的尝试。措施中包括继续改造高污染小工厂聚集的郊县“工业大院”（不少此类社区被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继续对郊区农户的小煤炉进行替换，以及压减货运大卡车等重污染车的数量。2017年，这些细小环节将是北京空气质量的重要增长点。

入冬后，北京市大兴区诸葛营村的一面墙上写着“严禁散煤销售，禁止私煤入村”。不远处就是政府设置的一个控煤点，负责人不定期到村民家中巡查是否有私自烧煤。摄影：张春

超越大气十条

加州大气资源局前局长凯瑟琳·威瑟斯彭（Catherine Witherspoon）把中国当前的雾霾治理手段和美国加州数十年的长期规划相比较，认为中国的大气十条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应急”措施。

这种应急性尤为体现在强制性行政手段的频繁使用。为了保证年度空气质量不下降，河北省在去年11月中旬就下令省内重污染工业全部停产45天。与北京接壤的河北是中国主要的建筑原材料生产基地，钢铁产量几乎是世界的八分之一。

根据大气污染中期评估报告，重污染天气时采取的红色预警的措施，对北京同期PM2.5浓度下降的贡献大约占两成。红色预警代表最高级别的应急措施，包括车辆单双号限行，工厂停工等。

“关厂不能关一辈子，”威瑟斯彭说。和贺克斌一样，她认为中国达到2017年的大气治理目标没有问题，但是以五年为周期的空气污染治理规划，很难满足稳定的产业转型、能源转型、以及社会持续发展的需求。通过更精细的管理和技术投入，让达标状态持续下去更重要。

应急措施造成的工厂效率低下、工人收入降低甚至失业等问题，是全社会为空气污染付出的另一种成本。加州南海岸空气资源管理局前局长张林怡（Elaine Chang）在创蓝空气大会上说，空气污染治理成功的核心，是不能求快，不能急，要把社会成本算进去。让企业继续运转继续赚钱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社会成本。

这种短期的治理方式还造成了另一个弊端，就是不能将减排的效益最大化。例如短期手段往往简单地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供暖，短期内的确较为容易实现；但采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碳减排效果要好很多。

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因为整合了社会经济转型和能源转型，而且把西方发达国家经历过的燃煤、城市污染、空气质量以及碳减排问题都压缩在一起了，难度很大。

贺克斌预计，中国空气质量全面达到WHO过渡期标准，肯定不会像美国那样需要50年，但是十来年的时间是需要的。

而环保部长陈吉宁则认为，除了经济转型、科技进步的速度，中国社会愿意为治理环境付出多少代价也决定着国民何时能呼吸上清洁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