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厄瓜多尔的秘鲁北部港口城市派塔（Paita），日近正午。虽然这里终年温暖，但冬季漫长多风，即将出海的捕鱿小船“上帝预言号”（The Prophet of God）在风中摇摇晃晃。
佩德罗·迪亚兹（Pedro Diaz）和其他五个手工捕鱿人花了三天的时间准备食品、货仓用冰等补给，以及在太平洋中捕捉洪堡鱿鱼（Humboldt squid，学名“Dosidicus gigas”）所需的工具。他们只知道什么时候出发；归期总是难以确定。每次出海少则一周，多则半月。
当地人把洪堡鱿鱼叫做“pota”。按照捕获量和出口收入计算，捕鱿已经成为秘鲁第二大渔业活动。仅2020年，秘鲁就出口鱿鱼超过29.7万吨，价值6.1亿美元。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简称FAO）数据，秘鲁多年来一直占据着全球鱿鱼上岸量的半壁江山。
而秘鲁又以派塔港的鱿鱼上岸量为最大：过去五年中，派塔港的年均上岸量达到25万吨，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升高。派塔之所以成为捕鱿大港，是因为其海水温度、盐度、深度和含氧量等环境条件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非常适宜鱿鱼生长。
丰富的鱿鱼资源也吸引了国际渔船。2020年八九月份，当一些挂中国船旗的渔船在秘鲁和厄瓜多尔专属经济区边界外巡行时，曾引发国际上的“过度捕捞”争议。在此之前的2020年六月，中国农业农村部颁布公海休渔令，宣布自2020年起每年的9-11月期间对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西部海域实施休渔。
对于秘鲁北部的小规模渔民来说，本国渔船不受管制的捕捞行为也是一大问题。加之这个行业非常不规范，导致价格波动并使生态保护工作受到影响，很多小渔民已经不再指望依靠大海为生了。
秘鲁的鱿鱼渔业
拥有二十多年从业经验的迪亚兹是派塔洪堡鱿鱼协会（Paita Humboldt Squid Association）的成员。他之前专捕无须鳕（hake）和竹荚鱼（horse mackerel），但随着这两种鱼类资源的萎缩以及鱿鱼市场的增长，他发现了新的机遇。
秘鲁首个官方鱿鱼渔获记录可以上溯至1964年，但商业捕捞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多年来，官方采取了多项控制和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现行的针对鱿鱼的《捕鱼条例》（Reglamento de Ordenamiento Pesquero）。该条例要求每年进行调查以确立捕捞配额，而今年的配额是58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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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政府下属的秘鲁海洋研究所（Instituto del Mar del Peru）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短短十年前还十分丰富的鱿鱼资源如今已经凋零。现行政府监管制度仍未确立休渔或者限渔期，也没有限定鱿鱼的最小捕捞尺寸。不过研究建议，2021年的全国捕捞量不应超过58万吨的水平。
迪亚兹表示，他所拥有的知识来自多年的经验积累和渔民之间的信息共享。他说，手工捕捞行业需要专门的规则：“我们不是只想着如何捕到鱿鱼。我们想让[鱿鱼]繁育发展，这样才能给国家创造就业、带来发展。我们还希望鱿鱼可以拥有可持续的生长期。否则，我们的后来者——那些从事渔业的年轻人——将来还能从海里捞上来什么呢？”
秘鲁没有休渔季，也没有规定可捕捞鱿鱼的最小尺寸，但在迪亚兹看来，一些现有规则对手工捕捞者具有惩罚性。“他们管理我们，不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保护[鱿鱼物种]，而是为了惩罚我们，”他说。在渔季，迪亚兹每捕到一公斤鱿鱼可以赚0.2美元，约合一小瓶可口可乐售价的一半。渔船主布劳利奥·米兰达（Braulio Miranda）表示：“他们[政府]要求我们提交很多文件。有监管当然是好事，但对我们来说成本太高。有鱼的时候我们有收获，有时候没有鱼，我们的成本就非常高。我请政府支持手工捕鱼者。无论是燃料还是食物，所有东西都在涨价，只有鱿鱼价格不涨。”
行业正规化发展目标仍然遥远
50岁的塞贡多·梅扎（Segundo Meza）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像他一样子承父业。“手工捕鱼非常辛苦，回报不高，”他说。不过，尽管如此，梅扎的大儿子、今年21岁的亚历克斯即将跟他一起出海。
与身为派塔港洪堡鱿鱼与深水捕鱼者联盟（Sindicato de Pescadores de Calamar y Aguas Profundas del Puerto de Paita）成员的梅扎一样，本地家庭大多世世代代维系着与海洋的联系。梅扎不出海的时候，负责管理其他渔民申请海洋资源开发许可证的流程。“渔民虽然出海打渔，但却从中受益最少，”梅扎说。
渔民虽然出海打渔，但却从中受益最少。
很多派塔渔民表示，虽然五年前这个行业就开始引入正规化流程，但他们至今仍然没有感受到正规化的好处。
秘鲁生产部（Ministry of Production）的正规化流程提供了两种注册方式。一种方式面向个体渔船，另一种方式允许渔民通过合作社注册。尽管所有渔船完成注册的截止期限一再后延，但目前仅有54%的个体渔船完成了注册，通过合作社完成注册的只有区区11.2%。
“与推进渔业合作社正规化的过去五年相比，这五个月里[从四月到八月]颁发的许可证数量翻了一番，” 与生产部共同推进注册工作的秘鲁环境法协会（Peruvi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Law）海洋治理项目律师波西·格兰德兹（Percy Grandez）表示。
如果渔船不完成正式注册，不仅会被禁止捕鱼，还会在本国以及国际海域中被视为非法船只。根据格兰德兹的说法，“被认定为非法捕鱼者，不仅意味着要面临行政责任以及处罚、罚款或者没收财产，还可能会面临刑事责任。”
公海上的渔船
“我们举报[发现了外国渔船]时，他们都让我们提供证据。如果我们靠近外国渔船，他们就会后退。等到巡逻船来了，船早就不见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船队到底合法不合法，”迪亚兹说。
秘鲁不仅在慢慢推进一些外国渔船的管理政策，还采取了一些为国际社会所推崇的措施。
南太平洋地区渔业管理组织（South Pacific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简称SPRFMO）创立于2009年，职责是管理这一地区国际水域的捕捞活动。该组织采取的最重要的举措有渔船授权，以及推行兼容卫星监测系统和船上观察员制度。
根据SPRFMO洪堡鱿鱼科学委员会最新报告，过去十年中，活跃在东南太平洋海域的中国捕鱿船队数量平稳增加。2010年，有104艘中国渔船活跃在这一地区。而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503艘。根据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简称GFW）的数据，2020年共有615艘渔船在太平洋的这一地区捕捞鱿鱼，其中584艘为中国渔船。
GFW的统计表明，通贝斯（Tumbes）和皮乌拉（Piura）之间的国际水域存在来路不明的渔船。该组织利用专为监测未搭载常规渔船身份认证系统或者选择间断发送位置信号的船只所设计的雷达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2020年初，中国修订了《远洋渔业管理规定》，不仅引入了对参与非法、不报告、无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unregulated，简称IUU）渔业活动的船长的黑名单制度，还对捕捞活动提出了更严格的报告要求，并要求对转运船派遣船上观察员。针对船只追踪的问题，规定还提出，渔船有义务每小时报告船位记录：全球渔业观察的另一项分析发现，在新规出台之前，一些船只曾经在秘鲁海域边缘出现过操纵船位系统，甚至彻底关掉卫星定位系统的情况。
修订后的中国渔业规定首次提到“可持续发展”以及更好地控制船队规模。在上述规定出台后，中国农业农村部下属渔业渔政管理局于2020年6月宣布，同年九月到十一月，中国籍船只在厄瓜多尔西部加拉帕戈斯群岛西部实行休渔，停止捕捞作业。2021年9月，中国管理当局宣布再次对同一地区实行季节性休渔措施。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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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多次参与行业圆桌会议的不愿具名的渔业专家认为，举证也是打击IUU活动的一大挑战。这位专家在SPRFMO会议上表示：“秘鲁不仅未能针对非法捕鱼行为提起具有证据支持的控诉，而且也没有提出可持续管理方案。这表明，他们对于这项资源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一份近期的公告中，秘鲁外贸与旅游部表示：“目前，秘鲁与中国的技术团队正通过远程会议方式展开工作，优化两国的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极其重要。”重新对自贸协议进行谈判对秘鲁来说是一个机遇，从而可以就外国捕捞船队在秘鲁国家水域内的活动建立更加严格的指引，并对相关水产资源物种的保护采取更多的环境保护措施。
非政府组织Oceana渔业总监胡安·卡洛斯·苏埃罗（Juan Carlos Sueiro）认为，秘鲁应该尝试减少外国渔船在其领海内的活动。他补充说，对鱿鱼资源的竞争可能会对其可获得性带来负面影响。
他还强调了秘鲁在其辖区内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2020年8月，秘鲁发布新规，要求利用秘鲁港口设施的外国捕鱿船必须使用秘鲁的卫星追踪系统。“结果是我们看到进入秘鲁海域的渔船数量大幅下降，”他说。
今年一月到六月，秘鲁国家港口管理局（National Port Authority）仅登记了两艘中国渔船。业内专家还表示，国际渔船在太平洋国际水域活动的大幅减少，亦可能是受到了去年的媒体报道，以及中国加强对本国渔船非法捕捞行为治理的影响。
派塔的渔民仍然不确定休渔期是否有效以及对他们的切身影响。面对他们在本国水域面临的不公平竞争，渔民们主要担心的是收入不稳定以及无法出海捕鱼的风险。“他们会说，‘我们接下来好几个月都不会来的’，但实际上，他们总是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在你眼前，”梅扎说。
英文原文发表于中拉对话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