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经过近20年的讨论，联合国成员国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海海洋生物保护协议。
尽管全球三分之二的海洋是公海，超出了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但目前只有1%的海域受到保护，其余大部分地区基本不受监管，容易受到过度捕捞和污染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的联合国条约试图建立一个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水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框架，以及建立海洋保护区。
加州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教授奥克塔维奥·阿布托（Octavio Aburto）说：“该条约不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但至少现在有了一个框架，可以开始努力遏止在没有问责的情况下开采公海的行为。”
这些水域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各种生态系统，包括深水珊瑚和迁徙动物。它们在调节地球气候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海洋和海洋生物从大气中吸收大量碳。保护它们对稳定气候系统至关重要。
但是，鉴于公海远离大陆，并且面积辽阔，别说保护了，就连监测也存在着固有的困难。加上缺乏生态信息，要确定那些特别脆弱的地区和制定保护战略也很难。
而机器学习、卫星影像和其他技术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技术监测非法捕捞
一些组织已经利用卫星影像和机器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实时发现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的捕捞活动，并将结果公布在免费使用的在线平台上。
例如，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网站上的交互式在线地图用船只应答器发出的数据来跟踪船只的移动，并估算出其商业捕捞努力量。同理，它可以追踪各国专属经济区、海洋保护区和公海的船只。然而，它依靠的是船只传输的数据，船只有时会“隐身”，其跟踪设备也随之失效。全球渔业观察称，虽然这并非都是有意为之，但也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
还有一些计划则试图从空中识别海洋中的异常行为。“天窗”（Skylight）是一个由非营利组织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AI，简称AI2）开发的监测平台。它利用卫星影像向渔业当局提供及时的信息。
AI2的自然保护主任和天窗项目负责人泰德·施密特（Ted Schmitt）说，港口国措施协议（Port State Measures Agreement，简称PSMA）在打击渔业犯罪方面特别重要。它有助于协调各国阻止IUU渔获上岸，而且它还是第一个专门针对IUU捕捞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他补充说：“为了更加有效地落实这项政策，各国和非政府组织利用“天窗”来识别可疑活动，例如潜在的转运行为，以便港务部门实施PSMA措施。”
这项技术利用卫星影像、“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等工具来分析数据并及时识别可疑活动。根据定义，公海是遥远的水域，因此让船只和巡逻队进行监视是不现实的。
计算机视觉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领域，它帮助计算机在数字图像和视频中找到重要信息，然后采取行动或提出建议。根据IBM的说法，“如果AI使计算机能够思考，那么计算机视觉则让它们能够看到、观察和理解。”
施密特说：“你真的很需要遥感监控，至少，你可以知道哪里需要监测，所以……当你派遣海岸警卫队、飞机和无人机时，就会有的放矢。”
不法分子会用关闭追踪系统的办法来试图抢占先机，躲避保护区或限制区附近的检测，开发人员因此不得不加快反应，从而先其一步。
为了支持这项技术，“天窗”会为政府代表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培训。全球渔业观察和另一个监测平台Trygg Mat Tracking在哪的团体，组织了联合分析小组（Joint Analytical Cell,简称JAC），确保这些技术为对的人所用，且能达成目标。
“天窗”目前主要监测的是专属经济区，但据报道，随着公海条约的推进，该平台将开发其系统，扩大对遥远水域的覆盖范围。施密特告诉中外对话海洋，“天窗”面临的挑战是获取公海的卫星图像，因为这些图像要么无法免费获得，要么获取成本高昂。JAC或许可以帮助其更好地应对这一问题。
该保护哪些海域？用GPS追踪动物可给出答案
公海条约的一个主要成果是有助于在这些水域建立海洋保护区。但它将如何划定保护区？在决定保护某一部分海洋时，应该优先考虑什么？
例如，根据《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ast Atlantic），即人们常说的《奥斯陆-巴黎公约》（OSPAR Convention），2010年在东北大西洋公海设立了六个保护点。此后又划定了四个OSPAR海洋保护区。
根据《应用生态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21年一篇论文的描述，前六个OSPAR保护点主要是因为其底栖特征而被认定为保护区。底栖特征是指最靠近海床，包括断裂带和海山在内的那部分底层海域所具备的特征。但该报告的作者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其他海洋生物，如海鸟，没有被考虑在内。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动物追踪数据可能很有价值。
海洋生物学家盖伊·哈维（Guy Harvey）就是这种方法的支持者。他的组织盖伊·哈维基金会（Guy Harvey Foundation）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对海洋动物进行跟踪，以重点圈定潜在的海洋保护区。
例如，2018年，哈维在墨西哥加勒比海海岸附近标记了一条鲸鲨。到2022年，这条鲸鲨已经游历了3.1万公里。它穿过墨西哥湾，到达哥伦比亚水域，然后向北到达佛罗里达海岸，进入大西洋公海，然后再次穿过加勒比海，到达古巴。
今年3月，在巴拿马举行的“我们的海洋”（Our Ocean Conference）会议上，哈维解释说，这种测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迁徙模式和栖息地，并为海洋保护区选址提供建议。他还说，当将这些数据与已经受到保护的地区进行比较时，往往可以发现不匹配的情况。
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利用鸟类迁徙模式数据来确定重要海域的做法。全球非政府组织合作联盟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就根据海鸟追踪数据库（Seabird Tracking Database）分析了2000只海鸟的迁徙路径，确定了一个重要的鸟类与生物多样性区域（Important Bird and Biodiversity Area，简称IBA）。现在，它被命名为北大西洋洋流和埃夫拉诺夫海海洋保护区（North Atlantic Current and Evlanov Sea MPA，简称NACES MPA）。
全年有多达500万只鸟类在该地区活动，这使其成为全球迁徙海鸟的重要聚集地。2021年，OSPAR委员会正式划定NACES保护区。这也是第一个使用追踪数据来支持其确立的海洋保护区，其面积超过了英国和德国的陆地面积总和，但其范围和管理问题仍在讨论之中。
让工具发挥作用
还有其他一些技术工具可以助力公海保护，包括用来探索这些水域海床的无人潜艇，以及可识别石油泄漏的卫星监测非营利组织 SkyTruth。后者是第一个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Deepwater Horizon）钻井平台灾难造成的石油泄漏面积比最初估计的要大得多的组织。
奥克塔维奥·阿布托说：“所有这些工具都在迅速发展，但现在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其纳入决策。”他补充说，这些工具“仍完全处于研发阶段”，政府往往没有资源或能力训练海军和武装力量参与公海的监测和执法工作。
有效保护公海面临的障碍可能是要在各种保护举措与商业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无论目前的做法是否不可持续或涸泽而渔。随着公海条约的实施，它还应该更清楚地表明如何在实践中与其他现有协议相互作用，例如国际海事组织的那些管理航运的协议。
没有全球治理框架，就无法协调公海养护行动。《公海条约》让政府和民间社会为公海保护献计献策开辟了可能性。未来几年，随着条约的实施，我们将拭目以待。
翻译：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