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将第二届年会选在韩国的济州岛召开,该岛是韩国正在打造中的“零碳”旅游地。年会地点的选择呼应着亚投行营造“清洁”发展银行形象的努力,而最能检验这一努力成色的也许就是在这次年会上颁布的《能源行业战略》了。
能源项目的投资规模大,运营时间长,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不仅巨大而且长远,因而选择投资何种能源项目对于投资银行的环境表现也影响巨大。而加上本次年会上新批准的3个项目,亚投行16个已经获批的项目中,能源项目就占了7个。
力挺《巴黎协定》
和习近平此前对《巴黎协定》的坚定支持一致,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6月16日举行的第二届年会开幕式上明确表示,亚投行对于推动实现《巴黎协定》,特别是帮助成员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他特别举出一个孟加拉国的电网建设项目为例,指出该项目在为1200万农村居民提供廉价电力的同时,还能减少1万6千多吨二氧化碳排放。
创绿研究院(Greenovation Hub)研究员白韫雯告诉中外对话,《能源行业战略》在提及如何遵循《巴黎协定》方面的确比之前的草稿有了细化,提到“亚投行能源项目要遵循各国能源投资战略,而且要基于其《巴黎协定》下提交的国家自助贡献方案(NDC)”,这意味着AIIB确定投资前,需要审慎考量投资项目可能带来碳排放效应,以及是否有助帮助投资所在国实现其应对气候变化设定的目标,例如包括地区碳强度的降低、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等。
而牛津大学可持续金融项目总监本·考尔德考特(Ben Caldecott)也认为这份战略显示出亚投行认识到了自身有机会对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做出贡献,并且有能力在亚洲的清洁能源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
乐施会发言人梅家永告诉中外对话,亚投行承诺推动《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亚投行可以向成员国提供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的资金,并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成为新兴气候领导的趋势。
煤电政策争议
但这份号称要帮助成员国实现低碳转型的战略文件无法让长久以来关注亚投行的民间组织放下担忧,因为草稿中“有条件的”投资煤电的表达在终稿中依然得以保留。煤电在亚洲的扩张带来的环境和公众健康代价正日益成为关注焦点,因此亚投行对煤电的态度受到高度关注。
创绿研究院(Greenovation Hub)研究员白韫雯告诉中外对话,和二稿相比,对于煤电投资的文字部分没有变化,即低碳排放的燃油和燃煤电厂在以下3种情况有望得到支持:项目将取代现有的更低效的产能;项目对完善电力系统建设并提升其可靠性是不可或缺的;该地区不存在可行的或经济上可负担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牛津大学的考尔德考特认为对煤电网开一面是个错误。除了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煤电还面临着资产搁浅的风险,以及将项目区域长期锁定在昂贵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中的问题。
白韫雯指出,亚投行总体上对煤电持排斥态度,但也给自己留出未来可能投资的空间,因此在对具体煤电类项目做决定时“缺少清晰的界定及明确的政策指导”。
银行观察(Bankwatch)的王娃娃(音)表示,以亚投行目前的能源战略和投资组合,不清楚它如何帮助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目标。
她认为在煤电问题上,亚投行《能源行业战略》与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存在差距:“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已经退出了煤电项目。如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自2013年以来还未资助过一个燃煤电厂项目;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也远离了煤电项目,制定了严格的排放绩效标准。去年,世界银行的行长将东南亚的燃煤电站项目称为‘这个星球的灾难’。” 王娃娃(音)说,“亚投行却还认为‘可考虑碳效率高的燃煤电厂’。”
“看到这份能源战略真的很失望,8个月的沟通最后还是回到原点,支持煤电这类化石能源还是留在了文本中,”她担心随着煤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持续活动,亚投行是否能坚守其推动“廉洁、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考验。
乐施会的梅家永更是直接指出,煤炭行业已经行动起来,对亚投行进行游说。
对于这些质疑,亚投行高层强调应该以其实际投资组合的表现为衡量标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投资过煤电,也没有正在计划投资中的煤电项目,只要对其环境影响有所担忧,我们就不会投资这类项目。”金立群在年会开幕发言中特别指出。
加上本次年会上新批准的3个项目,目前亚投行的16个获得正式批准的投资项目中的确不包含煤电,能源类的7个项目涵盖了水电、燃气发电、油气管网和电网建设。
精简还是粗略?
除了“廉洁、绿色”,亚投行的另一个口号“精简”似乎也受到了考验。据财新报道,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发展机构相比,最大的例外之一是没有常驻董事会。仅这一项每年大概可省去亚投行7000万美元的资金。
但也有一些民间组织担心亚投行的“精简”可能表现为投资管理上的“粗略”。以《能源行业战略》为例,白韫雯介绍,亚投行只是笼统的说要低碳转型,却没有给出目标实现的路线图和阶段性陈述,各种能源类型没有量化的指标,也没有说明该文本实施的有效期。而其他多边银行,如世界银行、亚行,在大的战略之下还有具体的政策来配套。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代表处(WWF China)就建议亚投行设定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投资额或每年增长率等绝对或相对的量化目标,比如每年至少投入50亿美元在风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或使可再生能源至少占50%的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此外,与其他老牌多边发展银行相比,亚投行的另一特点是所投资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与其他银行共同融资。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与其他银行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但银行信息中心(BIC)的凯特·吉尔里(Kate Geary)认为,这样一来,亚投行也可能把保护社会与环境、管理项目成果的责任推给了搭档。
吉尔里指出,一些成员国已经私下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亚投行有些操之过急,相关政策和体系还没完善到位,董事会就被要求批准印度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缅甸敏健天然气发电厂这样的高风险项目。本次年会上,印度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项目已经获得通过,吉尔里认为这种与金融中介合作的模式可能导致投资银行对项目的环境足迹失去控制。而亚投行的公共信息政策和问责机制两项关键的保障措施仍处于建设完善中。
对于刚刚成立不到一年半的亚投行,边做边学,在工作中完善制度的过程似乎还将继续下去,而围绕着它的种种争议也将继续。特别是在国际气候行动前景变得有些不确定的当下,承诺不在环境上妥协的亚投行接下来的每一个能源投资项目,都将受到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