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8日，生态环境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已启动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筹备工作，会议地点确定为云南省昆明市。由于2020年是上一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收官之年，在昆明举行的大会上，公约各缔约方将审议通过新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举办的COP10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20个纲要目标被统称为“爱知目标”。
现在来看，将于2020年进行最终评估的“爱知目标”恐怕难以全部落实。这意味着，接棒爱知的昆明将承载反思过去十年的教训并提出新路径的国际期待。
爱知挫折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目前共有包括中国在内196个缔约方。自1994年起，每两年数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齐聚缔约方大会，讨论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2016年12月，中国获得了2020年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办权。
2010年的“爱知目标”中，第11个目标要求到2020年，保护“至少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类似国际气候谈判所制定的1.5/2摄氏度目标。
然而，世界目前距离达成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根据联合国对于最近各国提交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NBSAPs）的评估，在制定目标层面，超过四分之三（77%）的国家战略目标要么低于爱知目标，要么没有涉及爱知目标的所有要素；对于已经制定的2020目标，67%的国家报告显示，其进展的速度不足以在最后期限前实现这一目标。
“而目标11已经是爱知20条目标中唯一有可能达到的总体目标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前秘书长John E. Scanlon表示，“但是，许多被划定为保护地的区域远非资金充足或管理良好，只能称之为纸上公园。此外，从生态角度来看，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保护区是否都在正确的位置”。
可以说，无论是两年一度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还是它后来推出的十年目标、全球环境基金（GEF），都还没遏制生态恶化趋势，也就是说目前的国际机制没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乔治梅森大学环境科学与政策系教授Thomas Lovejoy近日在北京表示，CoP15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我们可能是可以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最后一代人。目前的情况是，如果不积极的努力，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混乱不可想象。
“更有雄心的保护地目标”
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对在昆明COP15提出更具雄心的目标持开放态度。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会议2019年2月在北京召开，在这次高规格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态称，“中国要积极做好筹备工作，全面履行东道国义务，确保举办一届圆满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缔约方大会”。
中国国内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可能有助于在昆明COP15达成更具雄心的目标。习近平于2012年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在他的构想中，2020年正是中国“构建起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时间点。
2018年3月，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组建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进一步落地。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专门负责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其生物处处长井欣在北京2018年末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最近几年，中国公众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态环境部面临前所未有的改善生态环境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内。
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也使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此后的6月~12月，对全国超过1万个，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8%左右的自然保护地集中开展了大检查。同样出于保护自然的目的，各省还在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主要保护的是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区域，初步估计这一比例将达到或者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25%。“据此来看，中国可以制定更有雄心的保护地目标”，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表示。
后2020框架
事实上，中国除了需要在2020年提出东道国方案，还需要考虑怎么支持所有缔约方政府达成合理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在去年底结束的埃及CoP14上，欧盟提出后2020框架应该包含“具有雄心、现实、可以衡量和具有时间约束的目标。 ”中国则强调“科学群体的参与 ”。这些年来，牵头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的生态环境部得以在物种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上取得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科研机构的支撑。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研究员廖国祥举例说，在国家层面，生态环境部正积极联合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林业草原局等中央机构科研力量，在整合现有的各类型生态系统科学观测研究站点基础上，大力推进“国家生态状况监测网络”建设，以更全面、系统地掌握我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及变化趋势。
廖国祥表示，“调查监测工作得到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状况家底摸得更清，才能更好地履行生物多样性国际公约”。他认为，除了部委直属研究机构之外，积极吸引高校院所的做法是有效的，这个成功经验可以延续。
法律、环境、发展与治理论坛（FLEDGE）主席Balakrishna Pisupati认为，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中，“科学家的声音在政治色彩较浓的谈判过程中仍显微弱。 ” 但涉及合成生物学、物种保护和生态走廊等议题的决议却又少不了科学的介入。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政策制定非常重要的科学支持机构，根据该院副院长张亚平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首席科学家Jonathan Baillie 2018年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社论文章，爱知目标中“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地区”的保护地目标对于确保实现其他爱知目标的任务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如何防止已知物种灭绝以及如何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
他们也在文章中建言各国政府制定到2030年保护海洋和土地30%的最低目标，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丰富、生产力高的地区，并力争到2050年保护50%的海洋和土地，“这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这是可能的”，张亚平和Baillie写道。
而达成目标需要具体的支持机制，以资金为例，由于CoP15将确定2022-2026年周期的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金需求，薛达元建议中国应该向全球环境基金捐出可观的资金，以更积极的姿态承担作为东道国的义务。
此外，中国在2011年出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这个时间段，涵盖了爱知目标、以及接下来十年规划的时段。2030年预期将是新的联合国十年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收官之年，同时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收官之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豁认为，这些目标之间的如何协同，也将是本轮CoP15讨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