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生物多样性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本周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倘若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与自然界的关系，近百万物种将濒临灭绝。这份报告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全球生态系统评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全球评估提供的明确证据证明，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关键所在。报告凝聚了50多个国家500名生物多样性专家的心血，并得到130多个国家政府的批准。
各国领导人明年将在中国参加下一届《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计划就生物多样性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而这份报告中的发现必将对他们产生影响。
按目前的情况，全球将无法完成《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大多数目标（即爱知目标）。
中外对话采访了该报告的主要专家和作者，就全球拯救生物多样性的工作为什么会失败，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新的方法请教了他们的看法。
文化是保护的重要依据。
吕植，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
大家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现状是有一点沮丧的。一方面，《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的很多目标没有办法进行量化的衡量，削弱了公约的执行力；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目标中特别强调的“主流化”并没有实现。２０１０年“爱知目标”讨论的时候就认为没有实现主流化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整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挫折也与之有关。基于以上两点，大家对于IPBES报告的期待是能够用更加定量的数据把问题说清楚。我们看到这个报告非常注重数据。尽管有些数据可能没有那么精确，但相较以往还是有进步。应该说，报告不论是覆盖的广度，还是阐释问题的深度都是值得欣慰的，我认为是继2005年发布的“千年评估”以来最为完整和全面的报告，也是我们认识生物多样性目前状况的一份权威报告。
另外，报告特别突出了气候变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威胁。现在，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认可度比生物多样性要高得多，不论是在政府、公众和企业层面都是如此。但是，气候变化最终对于人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在对生物多样的影响上的。突出这一点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主流化。
报告还提出，在原住民居住的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速度比其他地方要慢，这对我们认识乡土知识和价值观对生态保护的意义很重要。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显示，环境保护是人们富裕之后才考虑的事情，我们也通常这么认为。但在藏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人们在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对生态保护的认可和参与就很高。今年玉树大雪灾之后，很多牧民自发往山上背草料去救助野生动物。这种行为不是金钱鼓励也不是法律规定的，而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这对于我们的保护工作有很大启发。文化是保护的重要依据。如果通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让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而不仅是经济利益）得到满足，主流化就有可能。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不均衡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细致而得体地解决好保护与发展的具体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对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薛达元，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第5章作者，IPBES土著与地方知识工作组（Task Forc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knowledge）专家成员。
IPBES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在评估过去50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自然世界变化的基础上，还根据《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制定的“爱知目标”、《2050年生物多样性展望》以及IPCC气候变化目标等，提出“通向可持续未来的路径”(IPBES报告第5章)。这个“未来路径“是在考虑不同类型的情景下，提出为达到可持续目标而确定的支点和措施。
“爱知目标”是IPBES报告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蓝图。虽然蓝图尚未能全部实现，但一个新的10年目标（即2021-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将于2020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诞生，这一新的10年目标将延续“爱知目标”的保护努力。
COP-15是中国第一次承办CBD的缔约方大会，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需要利用COP-15这个平台，充分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经验和决心，在新的10年战略目标中溶入中国元素。为此，第一，中国需要宣传和推广自己的生态理念，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等，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思想；第二，中国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国际履约行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三，需要培训大量国际型生物多样性人才，并输入到相关的政府间机构和国际组织，担负更多更大的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
解焱，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
IPBES的报告深入展现了全球生态危机的紧急性，特别强调了自然退化对人类福祉的巨大影响。如果不实施变革性变化，生态衰退将持续到2050年以后。
报告提出了很好的应对建议。问题的关键是全球各国和全社会如何积极采取行动。自然保护在过去30多年始终只是少数人的工作，绝大部分民众并不关心，即使有大量报告说明危机的严重性，但是并不足以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关于这个关键点，我觉得报告未能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建议。如果缺乏机制让全社会主动参与，保护界做再多工作都只是延缓问题的恶化而已。
我认为大部分国家没有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自己国家人民长期生存的意义，《生物多样性公约》非常强调各个国家的国际义务，但是应当让各国首脑充分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首先是作为国家保护自己国民生态安全的义务，才可能调动各个国家的政治意愿。
2017年以来，中国无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还是濒危物种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自然资源部成立，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合并成为完整的体系，各省生态红线的划定，自然保护区管理受到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督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有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中国应当凝练这些成果，带动其他国家的政治意愿，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以及2020年CBD COP-15将中国的经验传递出去，为国际社会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人们并不喜欢给生物多样性贴上一个“价值”的标签，但你不得不这么做。
凯西·威利斯，牛津大学全球生物多样性教授，前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科学主任，IPBES全球评估报告第5章第一作者
我们需要（不止侧重于）保护区之内的保护工作。保护区的目标从理论上看是很好的，但它没有把自然和人类的利益联系起来，而是仍过分关注我们保持现状所需的基线状态。
我希望我们能够提出有实质意义、而且是能够实现的目标。例如，保护作物的野生亲缘种——也就是现有作物的祖先——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物在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中存活了下来，它们的基因是有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的。
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就是说如果要消除自然，那就不得不依靠成本更高但效率更低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替代原本由自然提供的益处。人们并不喜欢给生物多样性贴上一个“价值”的标签，但你不得不这么做。如果街上没有树，哮喘的发病率就会大大增加。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相关的证据非常有力。
中国非常喜欢通过储藏种子来保护重要树木、灌木和草药，但也喜欢研究通过合理的种植树木来尽可能地发挥其重要的功能——例如碳固存。城市地区在控污植物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得非常不错，这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在植物性医学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这点应该要（在全世界）加强。
我们是能够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最后一代人，现在做出改变还为时未晚。
王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丧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一个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的、巨大的挑战。 所有人和所有行业都要充分动员起来。我们认为，充分发挥人民参与保护（people's participation）的作用是最重要的。IPBES报告显示大自然的危险衰退“史无前例”。我们是能够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最后一代人，现在做出改变还为时未晚。
从行动上来看，尤其要关注人口密集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重要的是要创新保护地形式。比起“量”（如划定一定比例的面积作为保护地），保护地更应该关注“质”（保护对象和保护实效）。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仅靠在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区划定保护区来进行，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相反，应该以实效为导向，并把重心往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转移，动员更多利益相关方。
同时，我们需要系统的行动来达成下一个十年周期的生物多样性目标。2020后生物多样性框架，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一家的框架，需要各个不同的国际机构、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比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CM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等，都应该积极加入到这个进程中来。
2020年昆明将举办CBD COP-15，中国可以大大地发挥作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规划、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等根本性的制度设计等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南迪尼·维柳，野外生物学家，政府顾问，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喜马拉雅山东部与当地社区合作保护森林多样性
我们的集体行动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将环境保护放在首位的政治意愿，而缺乏聆听来自基层的声音则是另一个原因。
最近情况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转机。而带来这些转机就是葛丽塔·登伯格、灭绝反抗组织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的其他一些人和机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表述起来显得艰难，但应该认识到这本质上其实是保护人类自己。
5月（印度）将通过选举组建新的政府。新一届政府需要拿出一个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严肃议程：从制定明确的议程，到保障现有保护区和保护区外地区的安全，到严格评估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了解沿海和海洋问题，再到保护森林和沿海地区民众的权利。
我们正在迅速失去大量物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应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极为重要。印度和中国都可以起带头作用，在投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过程中树立社会和环境意识。
安娜·迪·潘格拉西亚，阿根廷自然资源和环境基金会（FARN）副执行主任，自然保护联盟南美委员会主席
爱知目标确立之后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关于获取遗传资源的《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地方社区因此能够分享利用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惠益），陆地和海洋保护区比例增加，对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及几乎所有国家都通过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但这些进展不足以实现所有目标和应对威胁。
原因在于缺乏政治承诺、资金不足、以及对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结构性原因关注不足，这些原因包括企业权力、巨型基础设施项目、农业和产业化畜牧、消费主义加剧等等。
所有国家都应该作出政治承诺，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应对紧迫的局势，调动必要的财政资源以实现既定目标，设立相应程序，确保民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建立守约机制，向不遵守约定的国家问责。
中国应针对其海外项目和投资建立社会环境保障措施，这些项目在生物多样性影响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还应该尊重当地人的诉求，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
艾瑞克·迪纳斯坦，RESOLVE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解决方案总监，《全球自然协议》第一作者
我们很可能没法完成2020年的爱知目标，其中包括保护70%的陆地和10%的海洋生物，但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些目标在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它们并不是以科学基础理论为依据得出的。我认为，我们寄希望于（2020年昆明缔约方大会）《生物多样性公约》，让我们有机会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强有力的目标。严格保护区作为气候稳定区，其植被覆盖能够防止土壤排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到2030年和2050年严格保护区的比例要分别达到30%和50%的原因。
几个月前几位中国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述了中国南部地区可以实现50%的保护目标，如果政府认可这一数字，并向其他国家展示将如何取得这一成果的方法，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中国利用本土物种开展的退耕还林工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这一领域，中国可以成为全球领导者。
翻译：金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