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气候变化让全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热浪、风暴、洪水、干旱、山火、雪崩。同年年底，联合国系统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进程都因各国政府的固守常态而陷入停滞。
今年早些时候，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告诉各国政府“我们正盯着你们”。就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结束之时，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为原住民争取权利的人士要求各国政府给气候行动“让路”。
此次峰会以“是时候采取行动”的标题开篇，尽管闭门谈判导致大会推迟了40小时闭幕（这在历史上又留下了令人疑惑重重的一笔），却最终毫无建树，为大会画上了一个不光彩的句号。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COP25）有五大目标：重启国际碳市场；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损害寻找资金；制定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融资的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对其在《巴黎协定》生效之前应采取的气候行动负责；促进性别、人权和原住民权利因素纳入所有气候行动。
前四项目标全军覆没。尽管如此，大会仍通过了一项性别行动计划，但未能就人权，尤其是原住民权利达成一致。
本届气候大会因智利国内局势动荡从圣地亚哥移师马德里，但仍由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担任主席。全体大会接近尾声时，施密特甚至表示“倍感失望”。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联合国气候峰会首次以如此惨败告终。
这意味着什么？
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但因资金不足，这项旨在控制碳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协议将举步维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否履行协议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融资，但目前尚未确定相关安排。
前往马德里参加会议的195个国家政府和欧盟代表未能就碳市场模式达成一致，导致碳市场无法启动。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私下里都相互放了狠话，一些人责怪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利用“狡猾的”项目和“重复计算”信贷“垄断”市场，其他人则指责欧盟为了保护其内部碳市场而阻碍谈判进程。
特朗普政府已正式宣布有意退出《巴黎协定》，因此美国代表团阻碍一切关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融资的讨论。2009年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曾承诺发达国家将从2020年起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融资。
此外，美国代表团还在会上否决了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共同监督联合国损失和损害处理机制的协议。美方希望该机制只受《巴黎协定》的约束。这样美国退出协定后就无需再为此提供任何资金。尼加拉瓜代表在全体大会上称美国的行为犯了“危害人类罪”。
发展中国家在印度的领导下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在要求全世界采取行动之前先履行自己的承诺。所谓的“2020年之前的行动”仅在一些大会决议中有所提及，但不具有任何效力。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一再要求全球各国必须“提高气候行动雄心”的行为，中国代表团在全体大会上表示，“我们需要具体行动，而不是空喊口号。”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发言代表了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组成的集团）的立场。
现在怎么办
2019年气候峰会的惨败给整个联合国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明年的气候大会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因此英国面临的压力尤其大。由于各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远未达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公开目标，原计划2020年峰会将探讨各国的承诺有多大的提升空间。
现在，明年的峰会首先必须处理2019未完成的议程——最紧迫的是碳市场、损失和损害的治理机制、2020年之前的行动以及长期融资。鉴于美国等国家已经有阻碍会议进程的前科，任务将非常艰巨。外交官和观察人士建议英国立即就此展开讨论，像法国在2015年巴黎大会之前那样分别和每个国家协商，至少在明年大会之前达成一些初步协议。以免数千名代表再次在更加浓厚的抵触气氛中齐聚格拉斯哥，达成一个最好也不过是个零和博弈的结果。智利政府就未能做到这一点。此次峰会目前出现如此严重的负面结果，智利至少要负部分责任。
COP25移师马德里以后，西班牙政府立即试图弥补这一问题，并鼓励民间社会在城市和会议举办地附近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但为时已晚。尽管如此，马德里当局在四周时间内便将场馆后勤工作安排得近乎完美，还是赢得了大家一致的赞誉。
各方反应
从联合国秘书长到小型农户，每个人都对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的结果表示失望。
行动援助（ActionAid）组织气候变化问题全球负责人、损失和损害机制执行委员会成员哈吉特·辛格表示：“美国的霸凌和诡计再次得逞，他们带着恶意而来，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那些导致气候陷入紧急状况的污染行业的利益。”
气候趋势（Climate Trends）组织主管阿尔蒂·霍斯拉表示：“此次大会表明各国政府完全缺乏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欧盟宣布了2050年的目标就把2030年要做的事抛诸脑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没有意识到要发挥领导作用。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有机会摆脱煤炭，却没有抓住机会。《巴黎协定》是解决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决定性问题的全球性协议，但美国的退出却让它的状况雪上加霜。”
绿色和平组织的詹妮弗·摩根认为：“各国政府需要对COP25的结果彻底地反思，因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此次会议暴露出污染者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年轻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智利作为主席国，并未发挥出强硬而负责的领导力，这给了巴西、沙特阿拉伯等阻碍气候行动的国家将科学家和民间社会踩在脚下，兜售碳交易的机会。”
前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现供职于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的乔纳森·珀欣表示：“全球的集体努力远不能满足需求。马德里会议关注的是有限的技术问题，但其实我们关注的早就应该不止于此。各国政府都需要加大力度。”
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政策和战略主管奥尔登·迈耶说：“自1991年气候谈判首次启动以来，我就一直在参加。但我从未见过像COP25这样，促成实质行动的气候谈判与科学需求之间几乎完全脱节的情况。”
世界资源研究所负责气候和经济问题的副主席海伦·芒特福德认为：“这反映出很多国家领导人完全体察不到科学的紧迫性和人民的需求。”
国际环保组织350.org执行理事梅·博夫表示：“COP25成为了化石燃料行业的一大胜利。青年活动家和原住民领袖所带来的道德明确性正是气候谈判所缺乏的。我们会把我们的行动主义带回家，让各国的首都、政府部门，甚至全世界的银行总部和化学基础设施都为它所感染。”
本文原载于印度气候对话。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