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公司和机构帮助其发展绿色能源有着“巨大兴趣”—— 最近，在跟相关专家们对谈中，他们告诉中外对话。但他们也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尚未敲定大量可再生能源项目。
这个对谈，时值习近平主席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两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十个年头。
专家解释称，可再生能源项目进展缓慢可能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例如中国和“一带一路”成员国在交易谈判、预期调整以及战略更新方面都需要很长时间。
不过，今年还是发布了一些备受瞩目的清洁能源项目，包括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在南非承建的123兆瓦太阳能发电项目；中国能源建设国际集团牵头组成的联合体在纳米比亚投资的50兆瓦的风电项目；以及中国能源建设国际集团正在沙特阿拉伯建设的60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场。
专家还说，新的煤电项目虽已经基本叫停，但由于存在“漏洞”，一些项目成为漏网之鱼。
基本做到抛弃煤炭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据跟踪中国发电行业股权和债务投资的数据库“中国海外投资清单” （China Overseas Finance Inventory）称，此后“一带一路”倡议再未出现新的煤电项目投资记录。该数据库由五所美国大学和研究所合作建立，收录了8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69个发电项目的652项投资交易细节。
“大家都对中国制造商、开发商和国有企业走出国门，支持绿色能源转型抱有很大的兴趣。这是一个变化，”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专家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告诉中外对话。
兴趣主要是来自东道国，还有一部分中国公司，原因是中国公司以此接近自己的客户，避免潜在的贸易限制，王珂礼说。
“据我了解，大多数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对煤炭项目都不感兴趣了，”他说。“2020年的时候就不一样，那时候对煤炭需求的讨论还很多。”
许多东道国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大家的理解是，煤炭不太重要。”
目前为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院总监的王珂礼，曾在上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Green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Centre）担任主任。当时，他曾负责的一个项目是每六个月发布一次“一带一路”投资系列分析报告。
他在今年评估发现，2023年上半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与能源相关的“参与”（即建设和投资）是2013年该倡议启动以来“最绿色”的。
报告研究了包括发电和能源相关资源勘探在内，所有能源参与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发现2023年上半年中国123亿美元的能源项目支出中，可再生能源占到了近56%，其中太阳能和风能占41%，水电占14%。
然而，一些专家强调，并非所有新的燃煤电站项目都已被取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纽约分部的副主任布莱克·伯杰告诉中外对话，尽管习近平主席的发言“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仍有一些项目仍在继续进行，比如巴基斯坦的一个300兆瓦燃煤电站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个1.5吉瓦的电站。
“这就是漏洞所在，”伯格指出。印度尼西亚奥比岛（Obi Island）的电厂项目因为是工业园区的内部设施，而不是独立的煤炭项目，所以躲过一劫。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瓜达尔项目首次提出的时间是2016年，后一再推迟，所以两国官员都不认为它是“新项目”。中外对话此前曾对这两个项目进行过报道。
漫长的谈判过程
有专家指出，尽管取消了很多煤电项目，但是并没有出现一波可再生能源项目来填补缺口。
“没有什么大变化，”总部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气候行动者（People of Asia for Climate Solutions）创始人王晓军称。“无论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签约数量，还是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量，甚至是东道国新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类别，都没有很大的变化。”王晓军还说。
以前已经签约的很多火电厂项目虽然被暂停，但它们也并没有转变成绿色低碳的能源项目。王晓军，亚洲气候行动者创始人
“以前已经签约的很多火电厂项目虽然被暂停，但它们也并没有转变成绿色低碳的能源项目。”他说。“同时，大批量的、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签约也没有形成趋势。”
如王晓军所说，之所以出现了“真空”，一个原因可能是，习主席的这句承诺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处理筹建阶段的煤电项目。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解释，这就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东道国之间一个再谈判的过程，这个再谈判的过程肯定会是比较久的，王晓军说。”许多之前承诺的煤炭项目可能正在重新谈判，从而转型为可再生能源项目，”他解释说。
其他专家表示，一项政令的落地需要时间。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Boston University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中国与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China Initiative）数据分析师奥因特雷拉多·莫西（Oyintarelado Moses）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对中外对话表示，“一带一路”是2013年提出的，但大量融资是差不多三年后才开始的。
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有一个主要跟踪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国发展金融机构融资情况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记录显示，习近平主席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电后，2021年和2022年敲定的能源项目数量为零。
“我认为承诺是有时滞期的，而我们仍处于这个时滞期的早期阶段，我预计2023年开始会有更多低碳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她说。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沈威表示，东道国还需要时间来调整国家能源战略，对新旧项目作出决策。
“一个国家的能源规划通常都是在相关部门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之后做出的决定。”沈威告诉中外对话。
“所以，即便一个国家的政府撤销了对原来某个煤炭项目的规划，研究和制定一个新的规划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考虑很多实际问题。”比如是否做可再生能源项目，做什么类型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什么地方做和多大容量等，沈威说。
他认为，还存在其他一些挑战，包括一些国家缺乏“配套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没有可靠的电网，无法在安全运行的同时吸纳不可预测且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
推动“小而美”项目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模通常比燃煤电厂小得多。这就意味着中国能源投资者、银行和开发商需要运用新的商业逻辑和方法。
中国国有银行“必须学会如何围绕可再生能源达成新的交易”，莫西说。
中国已经鼓励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调整战略。今年二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赵世堂曾指示央企，“一带一路”项目应“聚焦绿色、健康、数字等领域，孵化一批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小而美’项目”。
王晓军表示，这是“小而美”一词首次出现在“一带一路”的表述，并称这一指示“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转变”。
“那些具有‘小而美’特点的分布式、灵活的和离网的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既可以满足东道国的能源需求，同时也可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提供非常大的舞台。”王晓军评论道。“这个应该是接下来中国‘一带一路’在能源投资里头走的方向。”
他呼吁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帮助其发挥强大的作用……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资金上，我希望政府能够让民营企业更快地、更灵活地在海外的能源投资。”
王珂礼说，转向可再生能源项目还能让中国进入更具竞争力的投资领域。以前，中日韩三国几乎是海外煤电项目为数不多的技术以及公共融资提供方。
“如果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会有更多潜在的投资者和技术提供方，不光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中国寻找相关项目的时候也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他说。
“交通灯体系”
几家国内外组织发布了一些有用的工具，可以评估“一带一路”项目的环境影响，指导中国公司提高投资的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 Green Development Guidance）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合作研究项目是2019年启动的，比习近平主席宣布停止新建海外煤电项目还早两年。
该系列研究由生态环境部创立的“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Green Development Coalition）牵头，参与研究的有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40多家公司、协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
该指南也被称为“交通灯体系”，因为它根据“一带一路”项目的气候、生态和环境影响，利用“红、黄、绿”三种颜色对它们进行分级分类。绿色代表应予以鼓励的项目，黄色代表中性项目，红色代表需要严加监管的项目。
“红色”项目，即重点监管类项目。此类项目在减缓气候变化、污染防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造成“重大、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或产生重大环境负面影响的风险，包括煤电、水利水电、石油化工和矿山金属冶炼等项目。
“黄色”项目，即一般影响类项目。这类项目对环境没有重大的负面或正面影响，其余环境危害可以通过项目本身在合理范围内采取经济可行的有效措施减轻，包括废弃物垃圾发电项目、排放标准高于欧四/国四标准的城市货物运输等项目。
“绿色”项目，即鼓励合作类项目。此类项目对污染防治、减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三类主要环境目标的实现，均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且至少对一个环境维度有积极贡献，尤其是对国际环境协议以及公约做出有益贡献。包括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太阳能电厂、风力发电厂等）等项目。
项目联合负责人、世界资源研究所（WRI）金融中心及中国可持续投资项目（Finance Center and China Sustainable Investment Program）研究员王烨解释称，2020年12月发布的第一阶段报告将煤电列为红灯项目。这为 “中国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海外能源投资转型”提供了依据，王烨说。
在今年五月发布的第三期报告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对外投资合作基金在“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些基金都是中国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融资需求而设立的官方基金，包括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China-ASEAN Investment Cooperation Fund）、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和中拉合作基金（China-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ooperation Fund）。
“这三个基金主要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能力，这些都是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的领域，”王烨说。
她强调了此类基金的重要性。“它们如何评估项目以及管理客户关系着投资决策是否符合当地需求、可持续承诺能否落实、以及融资是否转向了绿色项目。”
在美国、亚洲、大洋洲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的非营利组织——亚洲协会（Aisa Society）开发了一个数字“工具包”，帮助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当地社区和公司确保他们的项目“互惠互利、公平包容、能够推动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该工具包提供五种语言版本——英语、汉语、高棉语、老挝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侧重于两个“关键方面”：如何进行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如何确保利益相关方对整个项目的参与。
“我们设计这个工具包是为了让当地社区掌握信息，从而更好地维护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帮助参与这些项目的公司从这些关键方面入手更加系统地展开尽职调查。”亚洲协会的伯格说。
“我们发现，即便是对项目展开的方式进行细微调整也会对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当地居民的接受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还说。
如何走得更远
展望不久的将来，专家们列出了他们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多地看到的几类可再生能源项目。
“一个是在当地生产能源转型相关的产品，”王珂礼说。他的报告发现，当地参与制造“一带一路”倡议绿色能源转型设备的情况并不多见。“我确实希望看到当地能够更多地参与制造，例如制造太阳能电池板。”
王珂礼还希望看到中国能大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改善本国电网，帮助当地现有的煤电厂提前退役。
王晓军强调了中国公司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例如推动技术转移，将某些可再生能源生产链转移到东道国。
在他看来，这些举措“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公司规避一些潜在的产业链风险，也可以培育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并培养当地的电力需求”。
更重要的是对东道国的人才培养，他指出。
“现在‘一带一路’电力项目的建设中，大部分工人、包括技术工还是从国内来。”但未来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当地培育这些劳动力，甚至中国国内拥有电力专业与可再生能源专业的大学可以定点培养东道国的人才，王晓军说。
“这些做法可以真正为东道国带来改变，使它们从一个气候受害者，变成一个气候胜利者，”他总结道。
翻译：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