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样”成为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近期的一个热词,它指的是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电动汽车。今年的出口中,这三种产品表现强劲,分别占到全球出口总量的80%、50%和20%以上。
专家告诉中外对话,“新三样”迅猛发展背后主要的推动力是政府的持续支持、起步早、强大且价格低廉的国内供应链,以及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的庞大国内市场。
他们还谈到了中国企业不断创新的能力。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表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新三样”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施加的贸易限制或将影响其领先地位,而且一些国家已经表现出迫切想要取而代之的意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李丹说:“短时间内,在这些领域,中国应该还是能保持优势。我不觉得其他国家一下子会赶超中国。”
她表示:“别的国家要超我们,除非是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比如哪个国家在技术上一下子实现了高飞跃的发展。”
“非常亮眼”的表现
与“新三样”的概念相对应的是曾经作为出口支柱的“老三样”:服装、家电和家具。
尽管不清楚是谁创造了这个词,但最先使用这个词的官员之一是海关总署发言人吕大良。在今年四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吕大良强调,“新三样”在一季度出口中的表现“十分亮眼”。
66.9%
中国第一季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6.9%
他表示,今年一月到三月,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的组件)合计出口额达到2640亿元人民币(约合360亿美元),同比增长66.9%。他补充说,三类产品拉高了中国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分点。
吕大良解释说,一季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122.3%,在“新三样”中增幅居首,其次是锂电池,增长94.3%,太阳能电池增长23.6%。
这一趋势在今年一直持续。在七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吕大良称,今年上半年“新三样”合计出口同比增长61.6%。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助理教授吴微告诉中外对话:“由于中国成功地把握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机遇,目前在国际上,中国在这三个产业上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根据法国企业与投资银行机构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收集的数据,中国去年在全球太阳能电池出口方面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3.8%。
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锂电池和电动汽车出口中的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分别占到全球的52.3%和23.4%。
总部位于挪威的研究和商业情报公司睿咨得能源(Rystad Energy)在《2023年太阳能市场报告》(Solar Market Report 2023)中指出,2022年,中国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各生产环节中的占比均超过80%。
该报告显示,中国在多晶硅、晶圆、太阳能电池和电池板制造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94%、96%、90%和81%。多晶硅是太阳能光伏供应链的关键基础材料,而晶圆——即半导体薄片——则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中的集成电路。
总部位于英国的能源智库Ember亚洲项目负责人阿迪提亚·洛拉(Aditya Lolla)表示, 2022年中国电池制造能力达到0.9太瓦时,差不多占全球的77%。
长期酝酿
尽管“新三样”是个相对比较新的叫法,但这三种对于减碳至关重要的产品并非是一夕之间崛起的。
北京的政策支持可以追溯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并且此后从未动摇,这为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几乎所有接受中外对话采访的专家都强调了这一点。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早在2005年就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两年后,中央又在两项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生产和研究的关键政策中,将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升级为国家战略。这两项政策——《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发展这一行业的目标提升到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污染的高度。
随后,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也大大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2010年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在这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中,有2100亿元(约5%)投向了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项目,为推动企业和投资者转向可再生能源发挥了作用。
报告称,“大型新能源发电项目陆续开工,风电与太阳能发电设备制造投资也空前活跃,此外,以商用充电站建设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应用产业也于近期在深圳开始了破冰之旅。”
根据2012年的一份政府报告,截至当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制造产业链,光伏电池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
2015年,政府继续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是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实现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该战略为国内电动汽车品牌发展制定了明确的目标,而另行发布的行动方案则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装备的生产。
该战略出台之后,中国政府又先后推出了两个行业五年发展规划——“十三五”(2016-2020年)和 “十四五”(2021-2025年)智能制造发展规划。这两个规划均将新能源汽车和发电设备认定为产业升级的两个关键领域。
环境法专家王立德(Alex Wang)告诉中外对话,当他15年前在中国与人谈到那些产业布局时,对方都承认,当时并不能确定这些计划一定能获得成功。
“(这些布局)挺有道理,而他们只是想试试看。” 王立德表示。他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教授和美国艾米特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Emmett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联合主任。
他补充说:“厉害的是,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供应链与国内市场
多位专家提到,起步早和持续的政策支持为这些行业建立了坚实的国内供应链,而这正是中国与竞争者相比的主要优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李丹表示:“在光伏组件方面,从原料端到最后的组件,中国有一个全链条的产业。”她还指出,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制造业早期发展阶段的额外优势。
中国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极大地推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简称 ASPI)气候变化中国中心总监李硕告诉中外对话:“中国的市场很大,同时政策的优惠幅度也很大,就导致中国不仅生产了很多,它同时也可以内化消耗很多这些生产的设备。”
李硕说:“这就是生产跟消费之间的互相激励的一个循环,导致你产的东西能卖的出去,而你越能卖的出去,你生产那边的竞争力就会越强。”他补充道,除了劳动力之外,中国企业的土地和资金成本也很低廉。
欧洲企业选择制造混合动力汽车,而中国企业专注于制造纯电汽车。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高级研究员
除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创造的规模经济之外,中国的政策还鼓励、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要求采购本国产品。
例如,“太阳能光伏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2015年)要求“光伏电池生产设备和辅助材料本土化率达到80%”。
“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定,到2020年自主品牌的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国内市场占有率应超过70%,年销售量超过100万辆;到2025年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年销量300万辆。
李硕认为,国外经常忽略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这既反映在这些行业对自身领先技术的拓展和开发上,也包括在生产环节中不断优化生产工艺。”他解释说。
“中国在这些方面应该是都走在了行业的前面,也就造成了中国在这几个行业上的竞争力这么强。”
补贴与创新
在一些专家看来,“新三样”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对生产商、电力企业和消费者的补贴。
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罗(Alicia García Herrero)告诉中外对话:“中国曾在这些行业中有过竞争对手,但中国给这些行业提供了大量补贴而竞争对手却没有……或者至少十年前就停止了补贴,比如欧盟的太阳能电池板行业就是如此。”
加西亚·埃雷罗表示,2009年和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时,欧盟太阳能电池板产量约占全球的60%。为了促进生产,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曾一直为个人使用太阳能提供大额补贴。
但由于金融危机,欧洲国家取消了补贴,“在欧洲没有补贴就没有人想要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因此市场崩塌了。”她指出:“有些在中国经营的欧洲企业,比如西班牙的歌美飒(GAMESA),就失去了很多市场份额。”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开始加大力度推动国内太阳能产业的发展。2009年的“金太阳”计划是中国推进这一产业发展的早期举措之一。它提供资金补助的范围包括: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太阳能光电产品建筑安装技术标准规程的编制、以及关键技术的集成与推广。
“金太阳”项目停止后, 2013年到2019年,中国通过向太阳能发电企业并网供电支付额外费用的方式为他们提供补贴。各级地方政府也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鼓励建设大型太阳能基地或者安装屋顶太阳能电池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完成可再生能源设备安装目标。
对于与电池行业发展密不可分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也发挥了作用。
在2009年发布的有关该行业最早的一项政策中,中央政府提出将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投资100亿元以支持汽车企业实现技术和产品升级,包括发展新能源汽车及专用零部件。
在同年发布的另一份通知中,财政部和科技部提出对13座城市公共部门企业购置新能源汽车提供一次性补贴。2013年上述新能源车购置优惠政策被扩大至个人消费者。补贴形式主要包括现金奖励、税费减免以及免费上牌。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税费减免政策仍在执行,并将实施到2027年底。
但在加西亚·埃雷罗看来,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之所以能在与欧洲对手的竞争中取得成功,另有原因:“欧洲企业选择制造混合动力汽车,而中国企业专注于制造纯电汽车。”
她还指出:“欧洲允许为购买混合动力(而非纯电)汽车的消费者提供补贴,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它阻碍了向电动汽车行业转型的进程。”
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之后,美国已经开始补贴本土清洁能源产业,尤其是电动汽车行业。但加西亚·埃雷罗认为,在欧盟补贴“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体,欧盟无法集中发放补贴。
她说:“你可以看到欧盟各国试图发放补贴……但那些都是国家补贴,永远无法与美国的补贴相提并论。”
中国能否保持领先?
大多数专家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继续在“新三样”行业保持优势。但他们同时也强调了地缘政治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
李硕表示,西方企业要在短时间之内超越中国竞争对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拥有同样的有利条件——无论是持续的政策支持,还是较低的生产成本。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不愿接受的。”他说。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在这些行业中的前景“其实已经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是个政治问题”,在美国和欧洲更是如此。他补充说,这是因为当前的或者潜在的贸易限制,诸如美国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禁令以及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开展的反倾销调查。
我可以想见的是美国与欧洲在研究以及新技术的开发上赶上中国。王立德表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已经有人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可以抓住机遇,扩大本国制造规模。
东盟商务咨询理事会(ASEAN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主席阿尔贾德·拉希德(Arsjad Rasjid)今年三月告诉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东南亚国家联盟应当成为“世界的供应链”。拉希德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商人,拥有能源公司Indika Energy。他还说道:“东盟是新的中国”。
Ember的洛拉认为,实际的情况其实要复杂很多。他认为,在这三个行业,其他国家想要在制造能力上赶上中国应该不太可能,但随着全球需求的持续增长,其他国家应该 “有机会”打造本国的清洁能源制造生态体系。
“这样说吧:蛋糕本身正在变大,因此尽管中国几乎处于垄断地位,但其他国家仍然有机会通过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及时的干预,建立自己的制造能力。”洛拉表示。
另外,新的技术或许可以改变这些行业的格局。
“几乎很难想象美国和欧洲可以在现有技术领域与中国竞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的王立德表示,“但我可以想见的是美国与欧洲在研究以及……新技术的开发上赶上中国。”
他表示,尽管美国的大学在研发方面能力很强,但多年来政策信号不稳造成的资金短缺使企业和研究人员难以对这些技术进行开发。
王立德还说:“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过去的问题,并且正加大研究和制造领域的资金投入。因此,你可以想象在下一轮技术革新中,如果美国企业开发出一种全新的电池、化学品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那会(给它们)带来真正的优势。”
翻译: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