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的西方评论家指出，中国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早已不堪重负的地球最终崩溃。然而，去年商业和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主题，即环保危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正如著名投资银行里昂证券亚洲分部（CLSA）在今年5月的可持续能源专题报告中指出的，“如果亚洲的环境立法是一支股票的话，人们将会疯狂购买”。由于“资源危机”已迫在眉睫，中国为了要获得足够的清洁能源和水资源，从而成了提供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新兴市场的核心。
有远见的投资分析员们，例如摩根士坦利的斯蒂芬·罗奇，注意到了“降低商品消耗”这种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征兆，他认为这种模式“事实上，利用高效技术改进了中国大量消耗商品的生产平台”（《中国降低商品消耗》，2006年6月5日）。中国的“十一五”计划明确提出了2010年前每年要降低4%的能源消耗率的目标，该目标通过采用国际最佳实践标准是可以实现的。例如，来自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估计认为，中国、巴西和印度可以降低15%的能源需求（能源效率融资2006年5月）。
如今，虽然此类报告可能已经被某些官员束之高阁，但全球能源价格的快速增长、对进口能源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以及新兴的碳市场的出现，已经形成了对清洁能源选择权的实际需求。去年，中国的风力发电装机增加了65%，预计2010年前将以每年44%的速度增长（CLSA，《清洁和环保》，2006年5月）。风力发电能源价格的下降和源自于《可再生能源法》的政府鼓励，为上述增长率的实现打下了基础。这样的势头使许多企业领导者们相信，到2010年中国风力发电容量达到5京瓦（GW）的官方目标可以百分之百超额完成。全球主要的风能开发商，例如西班牙的Acciona和Iberdrola公司，正跃跃欲试，准备从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中分一杯羹。
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大大促进了生物燃料的增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生物乙醇生产国，并已确定在2008年‘绿色’奥运中优先使用清洁燃料。中国生物柴油国际集团于今年六月在伦敦替代投资市场（AIM）上市，可见该领域投资机遇正日益增加。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主要用废物垃圾来生产燃料，这样人们便可以不用担心生物燃料增产会影响资源保护和水资源消耗。
此外，由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推行，中国成为了全球新兴碳市场的重要成员。通过CDM，许多国际资本将被合理分配，用来减少一些新兴市场中碳的排放量, 从而来抵消工业化国家需要完成的碳减排放目标。同时，由于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中国可以用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成本来实现碳排放量的减少。在CDM机制下计划的碳排放减量中，中国预计减少的排放量将超过40%。在实现上述目标的众多项目中，中国南方城市南京的垃圾填埋气发电项目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8月，世界银行和中国的两家化学公司达成了价值10亿美元的在CDM机制下的最大项目。位于伦敦的碳银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创始人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认为“把资金投在中国来减少碳排放量，就等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分配资本”。（《南非演讲》，20006年5月）
今年夏天，中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农村水资源危机的严重程度难以估量。中国人均用水量不到世界的四分之一，目前却还在浪费，国民收入单位美元产值需要耗费5倍的水。那么水资源的短缺造成工业产值每年减少250亿美元，农业生产损失超过190亿美元（CLSA《干渴的中国》2006年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当地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的改变加剧了日益高涨的需求和不断减少的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并催生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国家投资计划，到2010年将耗资610亿美元。这一市场给国际工程公司提供了一个空前的商机，如采用先进的膜技术和海水淡化作为“绿色创想”计划组成部分的通用电气（《花旗集团、通用电气：中国生态破坏让“绿色创想”成为切实的发展推动力》2006年6月19日）。国际投资者对像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粤海投资有限公司和天津创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这样在中国上市的水资源利用公司的和包括新加坡凯发有限公司（Hyflux）和新达科技（Sinomem）在内的技术供应商的投资兴趣都在不断增长（高盛《中国—抑制过度投资》，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