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浅绿”GDP

在这份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的报告中，有三个主要结论：第一，2004年中国的污染达到5，118亿元（6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1%。第二，消除这些污染所需的费用估计为2，874亿元（36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8%，然而实际用于污染清理的款项只有1，005亿元（130亿美元），占所需费用的约1/3。第三，如果中国依靠现有的技术和标准来解决上述的污染，需要进行一次性投资10，800亿元（1，350亿美元），即GDP的6.8%。从今年开始的“十一五规划”将在环境清洁方面投入1万4千亿元（1750亿美元），平均每年2，800亿，近似于2004年清理污染的费用。然而，看来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发表这份报告仍然只是为了呼吁投入更多的资金。

这份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但这薄薄的10页纸（至少公开发表的版本如此）仅仅是一个开始。

经济学家们很喜欢衡量“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包括商品和服务），因为这个概念十分直接，比较容易进行计算和横向、纵向比较。但是GDP无法衡量耗尽有限资源以及环境破坏的代价，这两者都会危及未来的GDP增长。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们一直试图找到别的方式，或者对GDP进行修正来解决这个问题。“法宝”就是“绿色GDP”：即扣除资源耗尽和环境破坏代价等环境成本后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环境学家和政治领导人都想知道他们的绿色GDP及其增长（或衰退）情况，这毫不奇怪。理论上，它可以使我们更容易地跟踪可持续发展的轨迹。绿色GDP对中国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如果地方政府官员都能使用这一指标的话，将为他们保护地方环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激励。

但是，挪威和美国等国的经验表明，计算绿色GDP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是那么有用。煤很好定价，因为人们购买它，但是怎么给洁净的空气或者一片未被砍伐的森林定价？又怎么给地下水、人们的健康以及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定价呢？这些问题看起来无穷无尽，但是绿色GDP要求必须对所有问题进行一贯而准确的回答。

认识到这些限制，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在2004到2005年所做的调查并没有试图对资源耗尽以及中国的生态系统破坏进行任何的估价。即使在他们唯一进行估量的污染物排放方面，也仅仅计算了二十多种污染物中的十种。简而言之，他们估算到的只是中国环境问题的冰山一角。

但是，绿色GDP的相关事项并不都是无法克服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了三种解决途径，而中国好像把这三种方法全都采用了。首先，中国的环境统计学家已经开始使用“实际流动算法”：即用图表表明污染物在不同经济体间的流动，甚至是跨越国境的。这有助于估算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持续性，也有助于制定推动改进的政策。

其次，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与众不同的措施来进行环境监测和利用激励措施来鼓励地方官员加大环保力度。一些国家采用了大的发展衡量标准，如“真实发展指标”：这是一个复合性指数，包括多个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但是，它把许多事情混在了一起，而把事情分开来绝对要有用得多。在这一点上，“十一五规划”已经开了个头，制定了许多不同领域的目标，比如能效（每个GDP单位的能耗要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20%）、水的消费（每个工业产量单位减少30%）。另外还制定了空气污染物排放、水质和可耕地保护制的目标。但是，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的数据表明，空气和水污染指标都出现了问题。能效也降低了0.8%，而本来全年应该提高4个百分点。地方官员肯定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将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升迁。

第三，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的工作组似乎已经正面应对估价的问题。比如，他们把2004年的空气污染物排放估计为5，118亿元（6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3.1%。这是非常有用的一步，它引起了关注，给环境成本贴上了人人都能理解的价格标签，它也给官员们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理性地进行政策选择创造了条件。

监测是一回事，但是路线的实施又是一回事。目前，省、市甚至县环保局基本都在地方政府管理之下，这个问题在中国很普遍。因为地方环保局领导的任命、预算和升迁都握在地方政府领导的手里，所以，他们经常迫于压力而站在地方利益那一边。当国家环保总局要对污染企业进行调查、罚款和关闭时，地方通常干脆置之不理。不过，有关系统重组问题已经在讨论之中，即让环保局获得行政控制权，其中第一步就是最近建立的五个地区分局。

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重组可能只有依靠一场严重的危机才能触发。遗憾的是，恐怕只有一场比2005年12月吉林省的松花江污染事件（那次江中被排入了100吨苯）还要严重的灾难才能激发重组。在无法更好地进行整治的情况下，要放慢中国自然环境恶化的脚步，实在不容乐观。如果我们能够估量出它所带来的损失，痛苦将会加倍。

王志浩博士为上海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