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国的环境太糟糕了。这一年有更多的环境问题让中国领导人烦恼，他们就环境问题的批示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即使他们再三要求“严格执法”，也无法遏止环境的持续恶化：每两天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都没有完成。
中国公众更无法忍受越来越糟糕的环境，他们每天向政府投诉1650次,全年有60万次，比2005年增加30%。1月15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10%以上的大城市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适合居住，每10个人中，就有4个对自己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满，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
13亿人都在受害，那么，谁是作恶者？
在此之前，答案是模糊不清的，很多官员的回答是贫困。因为中国太穷了，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牺牲环境，在一些工业污染特别严重的地区，有些官员甚至这样反驳批评者：“我们宁愿被烟呛死，也不想饿死。”
如果你不了解真相，这话听起来铿锵有力。但真相并非如此，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人们吃得饱，穿得暖，他们没有挨饿的风险，却每天面对污染的威胁，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令民众患上各上疾病，包括癌症。在死去时，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两手空空，那些工厂主所赚的浸着血的钱，从未进入这些受害者的口袋。
敢言的潘岳完全否认了“反贫困”这种听起来很人道的借口。自从他4年前担任环保总局副局长，他就认为，是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说，问题缘于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中国，所管辖地区GDP的增长，是官员的主要政绩。中国的官员并非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提拔，而提拔的首要标准，是这位官员贡献了多少GDP。因此，各级官员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管付出多少环境代价。
虽然这种解释大大接近了事实，但还不是事实本身。“政绩观”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官员想做出政绩，他们的心愿是好的，只是因为“发展”与“环境”之间有冲突，他们只好优先发展经济。这一逻辑，与优先解决“吃饱饭”的逻辑大同小异。
但这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盲目的GDP增长，并不总是能获得上级的肯定。2006年，中央政府停止了违规的内蒙古新丰电厂建设，同时处分了支持这个电厂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负责人。
所以，我问潘岳：既然中央政府并不喜欢那些以破坏环境来换得经济增长的官员，而且，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政治意愿很强，比如，胡锦涛等现任国家领导人开始掌管权力的2002年，中国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200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2006年又将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列为约束性指标。但2006 年仍然成为中国环境最差的一年，各地各行业违规建工厂，无法遏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那么，症结到底是什么？
潘岳修正了自己的答案。他说，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 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这一次，潘岳说到了问题的实质。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地方政府与企业勾结成特殊利益集团，而只是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但任何中国人都可以从日常的环境事件中，得出他隐含的结论。
在北京的圆明园铺膜工程中，圆明园管理者是一个政府机构，但他们将自己企业化，在圆明园内搞非法工程，让自己成立的企业承包工程，从中牟利，而支持他们的，是他们背后的区政府。去年的9月，在遥远的四川康定县，6个藏族牧民被当地警察抓走，因为他们反对在家乡的牧场上挖矿山。开矿的是一个外地企业，矿山抢占了牧民的牧场，并污染他们的水源。当社区居民反对这个矿山时，矿山老板不必出面，而是当地政府派出了警察。类似的事件，在中国俯拾皆是。
在2007年初的新一轮“环保风暴”中，潘岳用了新的办法“区域限批”，即对唐山、吕梁、莱芜、六盘水4个城市及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等4大电力集团处以停批、限批所有建设项目的行政制裁。这一制裁，是明确打击由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结成的利益集团。在风暴刮起后，仍有一些地方官企联盟，对抗环保总局。《南方周末》赵小剑报道，她去山西吕梁调查，吕梁主管环境的副市长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要举一反三，要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排查，绝不能再出现这样的(违规)情况。”但同时，吕梁的中吕焦化厂，仍在偷偷排出有毒废水，被环保总局稽查人员当场查获。
在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获利由来已久，他们结成利益联盟，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获得巨大利润，地方政府也得到巨额回扣。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这样做，并非为了“政绩”，而是赤祼裸地攫取黑利。政府级别越高，企业越大，作恶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警惕这一趋势，环保总局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05和2006年，潘岳刮了两次“环保风暴”，打击包括三峡总公司和中国石化这样的巨型企业。但是，风暴越刮越大，环境越来越差。
只有环保总局是不够的，中央政府各管理部门，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中国，环境保护的权力被各部门分割，发改委管可持续发展，气象局管沙尘暴的公布，林业局管森林保护和治沙，建设部管城市污水，海洋局管海洋污染，水利部管江河，农业部管面缘污染，国土资源部管土壤。当权力被分割得所剩无几的环保总局勉力与利益集团博弈时，其他部门保持沉默。
我想，最重要的是，在这严峻时刻，中央政府应该做点什么了。
刘鉴强，1969年生,《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长期关注环境事件。他的有关圆明园、虎跳峡和转基因稻米等重大环保事件的调查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