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袭击中纽约世贸中心被毁，造成了近三千人丧生。就在事件发生十天之后的2001年9月21日，当时的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提出了 一个大家可以帮助这个混乱的大都会从经济上站起来的办法（这得到了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响应），他在当天的一个广播讲话中说：“来纽约花钱吧，只花一 点点就行。到商店里去，现在就进行您的圣诞或者节日采购，就是这个周末……购买未来三四个月要送的生日礼物。”他还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顾客。”
结果，就在其间的几年里，纽约在经济上从9.11事件中恢复过来。对于劫后余生的纽约城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地球来说，靠消费走出灾难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能进行负责的、可持续的消费，更可能的结果是花钱走进灾难。那么，可持续消费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首先，稍稍回顾一下相关历史。1983年，联合国请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她在担任首相之前曾经是一位激进的环境大臣）负责建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联合国赋予它的任务就是“为变革”紧急制订“一个变化的全球性议程”，要求该委员会：
*为实现2000年及其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长期的环境战略；
*提供方法，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实现更好的环境合作； *考虑国际社会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环境问 题；以及
*帮助树立起共同意识，包括长期的环境事务以及如何把保护和加强环境的问题处理得最好。
这个委员会由23名成员组成，非正式的名称就是“布伦特兰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7年4月（今年整好20年），提出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内容广泛的建议，都是从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除此之外，布伦特兰委员会还提出了那个简洁的、对议程具有决定作用的定义——“可持续发展”，随后的议论都是由此而来。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既满足当前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
人们认识到，在这个定义中包含着两个关键的概念：一个是“需求”（特别是这个世界上穷人的基本需求），另一个是“限度”，就是满足这些需求的限度。 委员会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的就是促进人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委员会还指出，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要求：
*一个保证公民有效参与决策的政治体系；
*一个能够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产生盈余和技术新知的经济体系
*一个解决不和谐发展所引发的紧张状态的社会体系
*一个保护发展所需生态基础，并尊重这一责任的社会体系
*一个能够不断探索新的解决办法的技术体系
*一个能够培养可持续的贸易和财政模式的国际体系
*一个灵活的、具有自我纠正能力的管理体系
这确实是很高的要求，布伦特兰报告（英文写成，平装）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有将近400页长。针对普遍性的问题、挑战和努力，《我们共同的未来》涉及了所有相关话题：国际经济、人口与人力资源、物种与生态系统（包括国家范围之外的“全球公域”）、能源、工业、“城市革命”、和平与安全、发展等等。
那么，我们如何从“可持续发展”走向“可持续消费”，又该从这里走向何方？
布伦特兰报告为雄心勃勃的1992年地球峰会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里约环发大会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这为后来的《京都议定书》打下了基础）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里约环发大会所制定的其他文件中还包括《21世纪议程》，这被形容为“在全球、国家以及地方各层次上，联合国组织、各国政府和各大团体在人类给自然造成影响的每一个领域中采取行动的综合蓝图。”
里约环发大会以来，上述许多行为体都寻求廓清概念，强化对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理解，以及规定改变世界消费和生产模式的责任。1994年的奥斯陆国际论坛上所提出的关于“可持续消费”的概念，经常被作为（讨论的）起点来使用。根据这个定义，可持续消费就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把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到最低限度，把服务或产品在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同样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
用通俗一点的语言，可以将其概括为：人类不能再继续开发地球资源、进行浪费、毒化和污染，而丝毫不顾及未来和后代。用250多年前印第安人首领西雅图的话来说：“我们知道：不是地球属于人类，而是人类属于地球。万物相连，就像血液把我们所有人连为一体。人类并不是生命之网的编织者，而只是网上的一股线。他对网所做的，都会作用到他自己身上。”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经常引用一句非洲谚语：“地球并不是我们的，而是我们替子孙后代保管的财富。”
这样一个哲理可能一度被认为天真而理想化。而现在，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接近于一种全球性的规律。美国历史学教授盖里·克罗斯认为，在“消费”后面出现表示意识形态的“主义”二字，即“消费主义”一词，是20世纪末的事。在他的《一个完全消费的世纪》一书中，克罗斯将消费主义界定为“关于商品能够为个人及其社会角色赋予意义的信仰”。消费主义界定了我们的时代，表现为大量的汽车、电器、快餐、度假旅行，以及大量的其它商品和服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取并且消费它们。
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世界状况2004：消费者社会》指出，有17亿人（占人类的27%）已经“进入消费者社会”。这些消费者中有将近一半居住在全世界的各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这个经济巨人。世界观察研究所认为，“消费”（经常被当作“消费主义”的同义词使用）“已经给成百上千万的人带来了新的独立感，并且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一个普遍基准”。然而，消费也指用光某种资源，消费者的选择能够严重影响其他人以及整个地球。
在2004年的报告里，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莱文写道：“当然，消费对人类生活和安康来说必不可少。是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部分，还是成 为每天靠不足2美元挣扎求生的28亿人中的一员？如果只在这二者中选择的话，答案显而易见。在过去50年里，卡路里摄入、居住条件、家用设备以及其他舒适 指数大幅度提高，使得数以亿计的人脱离了贫困。但是，近几十年来，对于世界上富有的精英们，以及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消费已经超越了满足需求、 甚至圆梦的层次，而到了穷奢极欲的地步。”
这种消费的“无节制追求”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可能超过了消费自身。弗莱文指出：“今天的消费吸收了大量的资源，其中有许多的使用现 在远远低于可持续的水准。在刚刚过去的50年里，全球的淡水使用量增长了三倍，而化石燃料的使用则增长了五倍。可再生资源所受到的威胁尤其之大，从中国北 方地下水位的下降到北大西洋渔业资源的枯竭……这一损失不仅要放在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中来衡量，还要放在人类的疾病和痛苦中来衡量，特别是我们中最穷的那些 人。”
最穷的人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能力将明显缩小，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也是如此。一个消费较低的发达世界社会必不可少。我们正在把地球吃光喝净，入不敷出，制造了太大的生态足迹。实际上，独立的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在报告中指出，从2007年4月15日起，英国已经进入了本年度的“生态负债”状态。基于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即《英国相互依存报告：世界如何支撑英国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付出的代价》），新经济基金会指出，其数字显示：按照目前的消费水平，四月中旬，英国在环境上已开始入不敷出。这一年才刚刚过了三分之一，实际上英国已经不再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来维持其生活方式。
大豆、棕榈油和热带木材等三种商品的进口对环境的破坏尤其之大。新经济基金会指出，关于这三种商品的贸易数据“恰恰揭示了我们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多大，并且带来了潜在的毁灭性后果。”
“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依存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机会”，政策主任安德鲁·西姆斯说，“但是我们在滥用它。我们在环境上如此入不敷出，也欠下 了越来越重的生态债务，犯下了两个大错。我们剥夺了成百上千万人改善生活的机会，并且将地球的生命保障机制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
目前所谓的第一世界的生产和消费比率不能在全球范围内照搬。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同样的权力（和需求）来扩展经济，为他们人民提供额外的改善生活的商品和服务。巨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把地球推向环境崩溃。
过去的环境政策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内生产活动造成的污染上，然而气候变化已把地球各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政策和实践都必须考虑到更广阔的世界，把商品、服务和材料的生命周期考虑进来。无论我们住在哪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能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我们的消费所产生的影响。
改变是必需的，要求技术和行为都要创新。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小组（通称为资源小组）等团体正开始在国际层面上处理更重大的问题。许多政府和产业界也正把注意力集中到未来。欧盟有一项指令，要求电子和电器生产商在产品使用期满后进行安全有效的回收。但是，还有其它复杂的问题和地方的实际情况，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需要加以应对。这包括：生产商和零售商对供应链和消费者的影响；居住和交通的联络线，这经常会决定个体的行动；以及我们自身的价值和志向。
简而言之，无论住在哪里，我们都需要思考和讨论（在个人和社区层次上）如何能够做到事半功倍。在发达国家，我们真的需要坐那么多次飞机吗？我们需要一辆或者更多的汽车吗？（车辆应该用什么能源？）我们需要不止一处的房子，或者在家里使用这么多的能源和水吗？我们需要瓶装水及其塑料瓶吗？我们一辈子真地要用那些大大小小的电器吗？（艺术家保罗·波诺米尼用“电子电器废物人”将这一点夸张地表现了出来，现在它成为英国“伊甸工程”的永久组成部分）我们需要更多千里迢迢空运而来的家具、衣服、食物和鲜花吗？我们应该建立大家庭，增加消费，扩大需求吗？
对于越来越多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这些挑战性的问题也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爱尔兰摇滚音乐家博诺（Bono） 发起了减免非洲债务和实现全球公正活动，他在2005年3月为一条“生态友好”的服装生产线揭幕时说：“购物就是政治，因为你每次花钱的时候都是在投 票。”在“合乎道德的购物”中有一个感觉良好的因素，新经济基金会的西姆斯称其为“气氛音乐”。但是消费（即使是所谓的合乎道德的）仍然损害了应该被分享 的全球资源。矛盾和妥协比比皆是。在2006年3月《卫报》的一篇评论中，英国作家纳塔莎·沃尔特指出，一个“‘挑选-组合’的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很难掀起一场革命”，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购物决定的局限性。
从逻辑上说，购买我们所要的可持续产品肯定比那些不可持续的选择更可取。但是，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要更加困难，并不像换个洗涤剂牌子、购买有机蔬菜或者最低定价的棉T恤那么简单。“但是，”就像杰西·沃斯2006年11月在《新国际主义者》 一书中所指出的，“合乎道德的事务的增加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表示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行动起来，应对地球所面临的这些最紧迫的问题。现在的挑战是，我们要找 到一个方法来对这些能量进行控制和疏导，使之形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把互惠贸易协定的金柑摆上全世界超市的货架。”
2006年9月，英国作家和环境主义者乔治·蒙彼尔特在 他的网页上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总结了他和其他人的失落。“关于那些必须发生的改变，我们都在自欺欺人。”蒙彼尔特写道，“中产阶级认为他们的生活已经是绿 色的了，因为他们购买有机棉睡衣、以及里面带着叶片的手工制香皂，尽管他们仍然大开着温室，享用着克罗地亚的度假别墅。应该用冷酷的事实与这些人进行抗争 的人在巨大的挑战面前畏缩了。另外，对于政治家来说，如果我们其他人不行动起来，他们就会无动于衷。”
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正准备朝着一个无拘无束的消费世界跃进。大众消费主义掌握大半个世界，（专业术语是“富裕病”， 来自“富裕”和“流感”二词的结合），而且似乎又开始进一步扩张。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热，随着资源越来越少，随着无数的南半球居民面临着毁灭和死亡，更多 的人将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他们可能被焦虑、不满和失望等情绪所“感染”，这些情绪源于他们相信获得更多、更新的产品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中国哲学家老子的话有时是对上述情况最好的总结(直译)：如果你不改变,你将止步于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