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明确表示无法将绿色GDP数据对外公布，绿色GDP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也宣布“无限期推迟”发布报告，这一开展了三年的艰苦尝试似乎走到了尽头。除了从技术角度认为绿色GDP的核算方法尚不成熟外，国家统计局放弃绿色GDP的主要理由，是国际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正式公布他们的绿色GDP价值量核算结果。
诚然，国际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分析常常是由非政府研究机构完成的，政府公布绿色GDP核算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上很少有地方政府像我们的各级政府这样，对达成发展和保护的平衡负有如此巨大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对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需求比许多国家要大得多。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良好政绩，现代政府概莫能外。经济发展事关人民收入、就业、生活水平，因此各国政府多把经济增长指标看做是重要的政绩标尺。GDP代表着经济产出总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水平。但如果某一地区盲目地拼环境、拼资源来求得经济发展，其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损害，却难以为GDP核算所反映。
那么为什么西方国家没有广泛开展绿色GDP核算呢？因为在实践中，其政府想要抛开环境保护，一味追求GDP增长，常常是困难的。其政府行为除了受到议会和法院的制约外，更受到当地选民的直接制约。通常当地社区既不会支持只保护不发展，也绝不会支持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一个为经济发展而污染当地饮用水源、毒化当地空气的地方政府是难以连任的。新当选的地方领导通常要顺应民意调整政策，发展和保护又会走向相对平衡。
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同，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对平衡发展和保护承担的责任要比西方政府大得多。在西方，各利益方的参与和博弈，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方针上只有有限的选项；由于我们环境保护工作中公众参与还很有限，地方官员们主要依照既定的发展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而在规划管理中手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也意味着我们的官员必须为发展和保护的平衡承担全责。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常常找不到这个艰难的平衡点。由于长期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被一些人误读为GDP增长是硬道理，GDP增长数字因此成为政绩评价中最硬的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因此在项目决策中任意降低环境门槛，引入大量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在环境管理中为污染大户撑起保护伞，干扰当地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环境污染了，而当地官员却因高企的GDP发展数字而纷纷升迁，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因此更加强化。
今天，中央政府将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但真要将中央政策转化为各级政府的行动方针，必须扭转各级政府首脑盲目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而要扭转他们的政绩观，则必须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体系。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选择在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保护指标的绿色GDP体系，恐怕是干部评价体系改革中成本最低的一种可行变动了。
绿色GDP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中国发展和保护的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说明仅靠一套核算体系难以扭转固有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此环保部门早有清醒认识，正如绿色GDP项目的领导者所言：“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大力推动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环境保护，相信当地方官员在决策和管理中真切感受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要求时，他们不但要调整自己的政绩观，也会对能够计算出需要扣除的环境成本的绿色GDP产生真正的需要。
本文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马军是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开发了中国水污染数据库和网站, 该网站于2006年9月14日公布。他也是博信国际信息咨询公司（Sinosphere Corporation）的环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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