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莱门茨-亨特一直致力于改变公众对大型投资者的怀疑态度，尽管有时不得不停下来辩解，但是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挑战。“对金融界来说，我似乎越来越像一个公关了，”他大笑道。从2000年11月起，他开始出任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金融计划组(FI)组长，他的工作是说服世界最大的投资者们对环境采取一个负责的态度——7年过去了，他向全世界的公众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项目是一个公众知名度相对较低的联合国组织，但是它是联合国与金融服务业的最大合作伙伴，成员包括超过170位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经理。在加入该小组之前，克莱门茨-亨特就职于巴黎国际商会，管理着曼谷的一个环境战略咨询项目，所以他非常了解亚洲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也谙熟金融业和大型投资者的首选是什么。
克莱门茨-亨特的工作涉及到环境及巨额融资，表面看来，很多事情都使他感到忧虑：因为在公众的头脑中，巨额融资的形象几乎不可能是绿色的。但是他坚持，事情在变化。
他说，由于基金经理们日益认识到，从长远观点来看，追逐短期最大回报并不能赚取最大利润，所以世界最大投资资金的管理者们的陈旧态度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他们的工作就是尽快提供最大回报。
克莱门茨-亨特和他的小组努力说服投资者基金经理们，当他们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必须把三个问题考虑在内：环境、社会问题和管制。这些是任何投资者都要考虑的主要风险因素，他说，如果他们忽视了这些因素，必定风险四伏。
“对金融机构来说，关键是，”他解释道，“如果他们切实考虑了与环境和社会问题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机遇，他们就能使自己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把生意做得更好。无论你处于哪种金融机构，你都将获得一个更大的目标范围和新的市场机遇。”
克莱门茨-亨特和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项目的同事，在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的颁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原则目前得到了10万亿美元机构法人资产的支持。
在过去10年里，有一些涉及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金融业原则发展成熟了，”他说，“目前一组基于规则的指导方针正在发展，这些指导方针能够让金融机构理解什么是最优方法、什么是最优政策、以及如何把它们融入日常工作中去。”
大型投资者并不大公无私，但是克莱门茨-亨特说，不用必须说服他们，环境、社会和管制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两三年中，”他说，“一些世界最大的投资者——养老基金、基金会、政府储备基金——已经真正被负责任投资唤醒了。不仅因为气候变化，还因为，如果本世纪初的互联网经济崩溃和公司丑闻再次上演，大约7万亿美元将付诸东流。”这一金额足以说服任何一位基金经理，好的管制是一个底线问题。
甚至像克莱门茨-亨特这样的乐天派也承认，目前市场资本主义还不是绿色的：他估计，现在只有2%到4%的全球资金是可持续发展投资。虽然对他来说，那表示一场具有巨大潜力的变革已经起步了，而他对这场变革深信不疑。
“市场每分每秒都在变化，每天的交易量有几十万亿美元。坐在办公桌前的商人，”他承认，“当然不会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确保这个问题能够系统地融入市场，所以它们变成了机构投资策略的一部分。真正的大型投资者对责任投资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为更广阔的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这是一个系统的变革，有希望在10到20年中改变投资方式。这是在改变资本主义的DNA，让人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风险，也是机遇。”
“市场需要快速反应，市场应该是动态的。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如果机构和投资者希望长期保护资本，可持续性必须成为短期考虑的一部分。”
“今天，全球资本市场价值50万亿美元。抚恤基金和类似机构大约占市场的25%——大约12.5万亿美元。此刻，机构投资者拥有10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抚恤基金，他们出于对PRI的支持，基于责任，在全部投资种类里进行投资。那不意味着他们仍在这么做，”他补充到，“但是他们承认，因为从长远上看，环境因素有破坏整个全球经济的潜力，他们有兴趣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负责任投资恰恰是个好买卖，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机构进行负责任投资的买卖高潮。全球最大的财富集中地，比如说，是在教师和护士的抚恤基金。这些基金的托管人已经逐渐看到，诸如水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将影响到企业和经济，而且因为抚恤基金必须持续付款25到30年，在如何进行投资上，他们必须更负责任。”
保罗·克莱门次-亨特发现，所有主要的金融部门的思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在保险业中，预计到2040年前，在每个计算年中，气候变化带来的年度损失将达到1万亿美元，他看到保险业设计推出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新的保险产品支持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他说，“比如，能效贴现保险产品。银行业有兴趣利用资本市场将额外资产折现纳入小额信贷。在项目融资一方，控制全球市场的最大银行中，已经有40多家银行签署了赤道原则。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名誉，并更有效地平衡项目风险。这也是笔好生意。”
“去年，城市居住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全球总人口的半数。因为污染和缺乏纯净水，很多大城市基本上是不宜居的。对银行来说，出现了一个投资供水、城市空气质量和卫生事业的巨大机会。他们正在寻找这种生意，以及可利用的金融模型。大银行都在寻找了解这些问题的高级职员。”
他说，这加起来就意味着一个价值上的基本转变。
“显而易见，最聪明的、最优秀的人都希望在以价值为本的机构工作，这些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真正要求。”
他甚至在新的全球精英中看到了负责任投资的潜力，这些人是超级富豪，当大多数人仍然贫穷的时候，就已经通过全球化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回到2002年，富豪和超级富豪拥有23万亿美元的资产。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43万亿美元，”他说。“那是原始的、血腥的全球化：少数人掠夺了惊人的财富。在接受调查的时候，39%的大富豪表现出了对在环境和社会问题进行负责任投资的兴趣。而此刻，在他们的资产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用于这方面的投资，但是对负责任产品的需求则达到了高潮。”
他相信，下一代超级富豪将做出另一种态度转变。
“在未来15年中，当生于婴儿潮的一代把财产移交给下一代的时候，将爆发前所未有的最大的私人财产转移。而下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对环境和社会问题更加敏感。所以，三个要素一起迎面而来：财富的爆发、财富的转移和责任投资的意愿。”
他相信，这一切都意味着，最聪明的投资者对负责任投资的兴趣会越来越高。
“你必须这样纵观全局，”他解释道。“这是要点。投资者的兴趣有一个峰值，就算是这峰值已经达到了，不能再高了，其稳定值也会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他说，“这个行为在市场中是否依然重要。诚实的回答是‘是’，但是这只是开始。虽然有大量的骗局和谎言，但是货币投资和分配的方式刚刚开始起变化。这里有一个滞后因子。”他承认，当亚洲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个滞后因子，但是他看到了这个地区希望赶上的迹象。
“传统的经合组织市场和机构已经从事这项工作一段时间了，”他说。“但是，为了解气候变化和其它问题，大量亚洲机构签约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并希望学习所需要的东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小组在这些机构中得到了飞速发展。”
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中国，我们在我们认为是第一步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峰值——理解问题。他们希望了解商业案例来帮助金融机构考虑环境问题。在动态经济中，有时候难以在风险端推销这个理念。环境事业、排放控制和诸如此类事情将带来一些商机，推销商机的理念比较容易一些。
这是亚洲的新的理解，他说，也包括中国。
“这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大，”他坚持道。“毋庸质疑，中国需要良好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和谐，中国的政策团体对此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正确信号。随着工业的显著发展，挑战会非常直接、非常明确。”
克莱门茨-亨特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小组邀请中国金融服务机构参加2007年10月24到25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会议，目的是要探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全球金融服务业的领袖如何能够将意识变为行动。
保罗·克莱门茨-亨特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项目秘书处负责人
伊莎贝尔·希尔顿是中国对话网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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