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于一个机会不了解，就无法抓住它。”在9月份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和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的互动中反复强调这一点。
要增强贫穷国家发展扩大电力和能源服务的能力，应该给它们提供其他选择而不是化石燃料。克林顿问佐利克世界银行在这个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佐利克只是单纯地回避问题。克林顿清楚地指出，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发展范式，中国和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都不会承诺努力避免全世界的气候灾难。但佐利克显得对这个问题缺乏准备。在年会上，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如果不解决下面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克服全球变暖，问题包括：如何使森林保护带来经济收益；如何对付非法采伐和对付鼓励非法采伐的全球贸易规则；如何让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和清洁能源选择。
今年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令人欢欣鼓舞，因为它强调了生态性系统思考和行动的必要性。就在同一天早些时候，阿尔·戈尔发出了一个紧急呼吁，号召全世界在2009年、而不是2012年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全球变暖条约，并立即实施。他认为，全球应对等正确措施也可以为我们解决贫困和冲突问题提供工具和资源。在全球变暖讨论的闭幕式上，珍妮·古道尔引用了格陵兰岛因纽特人领袖对她说的话：“在北方，我们知道你们在南方做的事情，因为在你们做之前我们就能感觉到后果了。在北方，冰层正在融化。但是，它能融化人类心灵里的寒冰吗？”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世界银行的角色是什么呢？佐利克面临着来自左右双方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迫使他转移注意力，不再强调中国和印度等国尽管发展迅速但仍然贫困，而是强调它们能够获得私有市场的资本，而实际上它们自身已经成为更贫困国家的援助国。据报道，佐利克准备抵制这些压力，因为他担心一旦世行不再向这些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借钱，它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就会下降，也更难获得新的资本。
按这种逻辑，佐利克应该对克林顿的质问表示欢迎。在克林顿全球倡议后不久，他对世界银行继续借款给中国和印度进行辩护，他说，世行能够提供和商业信贷机构不同的贷款，这样做可以鼓励更可持续、对穷人更开放的发展模式。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困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佐利克不回应克林顿，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切实的迹象显示世行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政动力，推动非洲的极度贫穷国家或者中国等快速发展国家的可持续能源未来。银行和信贷机构一样，都有一个运作模式，这个模式靠的是尽量减少贷款寻找、运作和回收中的成本。只要贷款得到回收，银行的动机就完全是尽量减少贷款中的成本。世界银行当然没有股东，因此它的底线稍微有所不同。但它和商业银行一样，也用规模来衡量成功。世行职员一直面临沉重的压力，只要能收得回来，就要作出大规模的贷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型可回收贷款的简单方法就是支持煤矿和发电站等项目。这些事情已经做得轻车熟路，既能产生巨大而顺畅的收入流，又能轻易地吸收几十亿美元。
结果，尽管世行的领导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哀叹贫穷国家在京都议定书到期后不愿承诺建立一个低碳发展战略，但它仍然大力支持化石燃料项目。中国回应道：“没错，我们知道应该有所作为，但必须等到我们有能力时才行，现在我们还没有。”世行使中国和印度的化石燃料项目变得经济又便利，的确加剧了这两个国家对二十世纪能源的依赖性，而这些能源正是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应该消灭的。这是不对的，但从世行的基本运作模式考虑，它又是有效的。类似的困境导致世行在非洲农业贷款上的同样行为。当容易做到的大型基础设施贷款无法实现时，世界银行就简单地放弃了对非洲的农业贷款。最近它开始对这个决定感到自责。
中国（以及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类似国家）要实现飞跃，从以碳为基础的第一世界的能源模式直接变成可持续能源技术推动的经济，真正需要的不是商业银行业务（世行的基本运作模式），而是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运作模式大不相同。在风险投资中，假设是附加值不是以低成本获得贷方，而是既得到贷方，又得到一个成熟的支持结构。它认为很多项目都会失败，因为“回报”率太低了。风险投资寻求的是有风险、但高回报的投资。然后它们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这些投资不但获得成功，而且实现起飞。而起飞正是中国和印度的可再生能源部门所需要做的。
也许佐利克应该把世界银行变成帕洛阿尔托的风险投资机构。现在已经到了它改变运作模式的时候。
卡尔·波普，塞拉俱乐部执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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