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尼古拉斯·斯特恩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时候，他向同事们保证，将在两三年之内重返学界。十四年后，他终于兑现诺言，作为首任IG Patel讲座教授回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解释说：“我真没什么所谓的职业规划，只是好机会不断地突然冒出来。”
这的确是无法辩驳的事实：先后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财政部经济事务部门主管，可谓来历不凡。不过，一位杰出经济学家承认对于实现目标具有如此的灵活度，听来还是让人多少有点儿惊讶。尤其是在他本人的全球性解决方案中，可灵活调整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早在2006年10月，随着一份由政府支持撰写的长达700页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发表，斯特恩向世界敲响了警钟。其态度明确而坚决：全球变暖是事实，政府必须立即行动，以减轻后果。但这得到了认真关注吗？斯特恩婉言回答，开始细数成功的故事――指出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不愿接受这一问题，欧洲承诺2020年前实现减排20％，八国集团(G8)承诺2050年前实现减排50％，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约翰·霍华德被选民赶下了台。
然而，斯特恩明白，问题不再是赢得这场争论，现在的斗争是让政府把冠冕堂皇的承诺变为行动。当你要求政治家们改掉一生的习惯并为长期利益而行事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斯特恩坚持认为，他们别无选择。 “假若我们无所作为，那么不超出下个世纪，全球温度升高5度的可能性为50％。” 他指出，“那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现在行动，我们就能够把这一风险降至约4％或5％。政府必须明白，我们必须在未来四十年里为此作出持续的努力，因此，没有任何借口对必要的措施予以拖延，或者受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而突然停顿。
气候变化经济学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斯特恩坦然承认，他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绝不接受因描绘最糟糕情景而招致的某些批评。“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是我过于保守了。”他表示， “我们现在知道，排放远远高出我的估算，碳循环――地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更弱，每一级别的温室气体对于温度升高的风险更大。我可能把不作为的代价低估了50％之多。”
尽管斯特恩倾向于使用经济学语言，用“风险评估”和“未来贴现”来论述气候变化，但是他没有忽视道德问题。让人们明白，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所造成的破坏而付出代价，而开发更加环境友好的解决方案，则不仅仅是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这是个道德选择。没有人敢严肃建议出生于2005年的人比出生于1970年的人少值50％，不过斯特恩坚持认为，对于赞同往后而不是尽早采取行动的论点而言，那是唯一的现实阐释。
因此，即使他是一位非常圆滑的政治人物，特别提到任何个人或政府时，他也不会绕过问题。你得小心他绵里藏针的言辞。“我认为，我们的（年）行动成本仅仅大约刚好为（全球）GDP的1％。但这取决于政府执行良好的政策。”这里的关键词是“良好”。当人们丧失警惕的时候，斯特恩十分清楚问题就要来了，而当前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很多分析人士把英国北岩银行和全球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崩溃当作是银行长期肆意借贷造成的金融问题，但斯特恩认为该问题是系统性的，金融机构只能在政府设定的经济框架内运作。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认为长期增长将永远持续下去的倾向，保持低利率以避免美国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经济衰退的愿望，以及网络泡沫――政府容许了某种文化的发展，暗中鼓励银行承担更大的借贷风险。
“存在两种不同的市场理念，”斯特恩解释说：“一种认为缩小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是一件好事；另一种认为政府有责任避免重大的系统性崩溃――独立来看两者都不愚蠢，但是如果放到一起并推至极端，就可能不负责任地解释为‘怎么都行，政府会帮助你摆脱困境，无论是什么问题。’这部分解释了当某种程度的自满悄然升起时所发生的事情。一些金融监管是必须的。不过，首先政府必须为当前的经济危机救火，而现在难就难在用低利率对抗衰退威胁可能再次制造引发危机的完全相同的条件。”
给你的感觉是，对现年61岁的斯特恩而言，经济学简而言之是一种事实与后果的简单游戏。对于设法了解他自己的职业道路而言，这倒也不算是糟糕的办法。他的父亲是德国犹太人，在1938年纳粹实施“水晶之夜”计划之后逃往英国。战后，尼古拉斯在伦敦西郊的布伦特福德长大，因此他2007年受命于英国贵族院（即上议院）时，决定采用“布伦特福德斯特恩男爵”的称号。
斯特恩于牛津大学任教之前，在剑桥大学学习数学。他很快就被看出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继续在华威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谋职，但是学界永远不会让他十分满足。从职业的早期开始，他便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感兴趣――他早期的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在肯尼亚和印度完成的――并且当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有关前苏联共和国重建的工作机会来临时，他便无法拒绝。2000年，他继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之后――1969年他们在肯尼亚共事时就认识了――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并为该机构全力辩护。
“确实，世界银行的任命制度需要改善，” 斯特恩表示，“由美国来选择（该银行）行长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宣称世界银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也是错误的。我和（世界银行前行长）吉姆·沃尔芬森密切合作――他是民主党任命的（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在（由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下工作，而且世界银行有着自身的优先事项，是一个非常能代表其自身的机构。
为了吸引现已担任英国首相的戈登·布朗的注意，斯特恩的确下足了功夫，2003年布朗担任财政大臣之时他被邀请加入财政部――“我是公务员，而非政府的一部分”――最初负责税务局和海关与消费局合并，然后担任非洲委员会政策与研究室主任。由此，这一跨越成就了他在公共部门的大手笔――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那么，不再引人注目，藏身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上面第五层的办公室，滋味儿又是如何呢？
“应该在政府与学界之间交流，这很重要，”他表示，“有益于双方对彼此的工作加深了解。但是――你知道吗？――回到这里真的挺好。”这不是因为他打算彻底隐退，而是将领导新成立的“印度研究中心”，并主持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资助下新成立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及政策研究中心”的工作。
他说：“我太太和我计划住在茶叶种植园，去看看飞鸟和犀牛。”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显然希望不要遇到谁来质问他是否已经弥补了他自己碳排放。“我在国内的聚会上受够了。”
来源：Education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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