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不仅伊拉克战争还在持续，而且次贷灾难之后，衰退加剧，华尔街陷入混乱。值此之际，应该想到这个国家值得称道的地方。几周前，当我飞往加州圣巴巴拉去参加《华尔街日报》首度举办的绿色资本市场会议的时候，我回想起1969年发生的圣巴巴拉溢油事故，这一事件影响巨大，点燃了公民行动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导火索。我同时还想到，《华尔街日报》参与这一活动是多么的迟缓。这么大的一份财经报纸，不仅没有成为变革的先行指标，反而成为滞后指标，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当杰出的首席执行官们，如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和沃尔玛的李·斯科特，大谈他们如何加大努力将可持续性考虑加入其战略构建的时候，至少有一位《华尔街日报》编辑在听众中费力穿行，试图让济济一堂的企业领袖们表示他们认为所有这种绿色行动都是误入歧途，对股东价值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结果很快就清楚了，他们并不这么想，不管《华尔街日报》和当前美国政府相信的程度有多大。而且，情况很快变得明了，他们对伊梅尔特们和斯科特们努力要做的事情给予了广泛的支持。
美国之所以了不起，在于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大潮中充当弄潮儿的能力。在飞往圣巴巴拉的途中，我阅读了一本关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工作和生活的绝妙好书，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我愈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创新性破坏冲击发达国家的浪潮，这部分是因新技术所致，但同时围绕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担忧的加剧也是一个驱动因素。
这些变革的大潮很少是由大型的现有企业推动的。通用电气真的是一个稀有动物，该公司1900年就是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而且至今存在，并茁壮成长。在二十世纪初商业上最为成功的名单中独占鳌头的大多数其他公司如今早已作古。相反地，推动变革进程并周期性地重塑美国思维模式和经济的人，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创建像英特尔、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这类公司的企业家。
像先前时代的产业巨人——如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和亨利·福特——一样，一些新经济的开拓者成为了亿万富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开始把关于技术、价值和商业模式的新思想瞄准新的事业领域，开始投资于社会和环保企业家的工作。eBay创始人之一杰夫·斯科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三月举办的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五次“斯科尔世界论坛”中，表现尤为突出。
当时，斯科尔谈到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回忆戈尔在1992年为雷切尔·卡森新版《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这是一本颠覆原有思维模式的书，该书于1962年出版，距今已经三十年多年了。当时，斯科尔指出，卡森被化工行业以及科学界的一些人形容为“歇斯底里”。无独有偶，很多在牛津聚会的社会和环保企业家也被形容为“疯狂”，甚至其家人和朋友也这样看，因为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针对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的新书《不可理喻者的力量》中，这些人是书中关注的非凡人士。和该书合著者帕梅拉·哈蒂根的观点一样，我认为焦点正在从企业公民战略转向范围更广的解决方案，将需要在大企业家、主流商业及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更广泛的（而且力量越来越大的）公民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论坛举行期间，SustainAbility主持了两场会议，主题是社会和环保企业家如何才能与大公司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会议是在斯科尔基金会、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BLF)和国际设计公司IDEO的合作下举行的。会议非常成功，与会者排着长队进入，甚至有些大企业家无法获得入场机会。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参加的会议和阿尔·戈尔参加的闭幕会也都排着长队。斯科尔基金会主席萨利·奥斯贝格表示，虽然大家强烈意识到不存在“灵丹妙药”，但对于把最佳社会企业家的世界发扬光大的潜力，其乐观程度亦非同一般。
在滥用杀虫剂（雷切尔·卡森曾对此高度关注）以及圣巴巴拉溢油的时候，环保人士和大多数其他的活动人士是反商业、反盈利，而且根本上是反市场的。最近几十年的倾向转变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一位发言者称，市场是我们了解人们需求的“最佳倾听手段”。世界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存在诸多的巨大挑战，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经济又聋又瞎的领域。
我们SustainAbility斯科尔基金会资助的企业家解决方案的第三年工作，将从社会企业家（在我们2007年的调查报告《正在增长的机会》中涉及）及企业内部的同等角色（我们在一个新的报告《社会内企业家》中着重涉及） 转向潜在的未来市场，一个人口越来越多、碳排放受到限制的世界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市场。
作者简介：约翰·艾尔金顿是“Volans Ventures” (www.volans.com)的创始合伙人，同时也是SustainAbility 公司(www.sustainability.com)的创始人和主办人。此外，他是《不可理喻者的力量：社会企业家如何创造市场并改变世界》（哈佛商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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