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进入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新时代。近年来，贸易和投资在亚非拉之间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厂、移动电话网络、道路和电厂建设方面，来自中国、韩国、巴西和南非的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联合国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1985年到2004年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投资从20亿美元增加到了600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在石油、纺织、涡轮和木材等领域的贸易增长，也跟投资增长一样快。在贸易和投资的担保方面，国有出口信贷机构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中国进出口银行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信贷机构，2007年批贷36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世界银行。
这种正在扩大的合作有很多积极面。发展中国家亟需基础设施投资。与富国的产品相比，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提供的消费品更加廉价，而且往往更切合贫困阶层的需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贷款，同时也遏制了国际金融机构插手借贷国经济政策的势力。
然而，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如果不在合理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战略框架之内，海外投资会造成严重的问题。政绩工程取代长期发展，会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集中在少数人收益的投资可能会加剧腐败、社会紧张和矛盾。不顾当地社会和环境利益的项目，将演变成为社会、环境和经济灾难。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众多的国内环保法律。最近，中国政府认识到，中国的投资者和金融家同样需要指导其海外业务的环境政策。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04年通过了环境指引，并于2007年9月得到进一步强化。2006年10月，国务院发布条例，敦促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注意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维持当地社会和人民的生计”。
亚洲浆纸业、米其林和百事可乐等跨国企业，曾被批评在中国砍伐森林、污染空气和毒害水源。同样地，一些中国的采矿、石油和水电企业，在其海外业务中，也被批评无视工人、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利益。为了避免在东道国引发进一步的矛盾，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将加强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环保表现的政策指导。
中国政府部门、金融家和投资者可得益于国际环境标准的大量经验。在国际河流联络网新公布的报告中，来自民间团体、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专家，对这种经验以及如何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新兴金融家所用，进行了探讨。
基于全球金融机构的政策，亚伦·古德齐默（参见：《从民间社会的角度看环境政策的良好做法》）从一个民间团体的视角，总结了当前环境政策最佳实践的优劣之处。他指出， 新兴金融家可以跳过当前一些效果欠佳的政策，转向新的、更加有效的体制结构。
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筹资机构协会（参见：《亚洲开发银行的绿色行动》）证实，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在“绿化”其商业活动方面采取了革新措施。在一篇单独的文章中，郭培源（参见：《社会责任投资: 中国新兴的概念》）介绍了中国的银行等机构推广社会责任投资理念所采取的措施。他指出，在早期阶段，金融家注重在国内实践这一理念，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投资海外，这种情形可能发生改变。
实践出真知，再好的环境标准也要靠执行。古德齐默、郭培源等人强调，金融机构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公开对话，是环保借贷和投资决策的一个基本要素。中国政府最近增强了公民对国内信息的透明度，我们希望中国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同样加强其海外业务的透明度，作为向环境可持续性迈出的重大一步。
彼得·博斯哈德是国际河流联络网的政策主管。设在加州伯克利的国际河流联络网旨在保护河流和依赖于这些河流的社会群体。
下周"中外对话"将刊发由郭沛源, 亚伦·古德齐默以及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筹资机构协会撰写的有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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