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为了追求慈善梦想结束了在微软的全职工作，每周只为微软工作一天，在欧美媒体对此事大加赞颂的同时，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对发展慈善事业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金融时报》在7月的报道称：“四川大地震发生过后，中国企业正呼吁出台一部新的慈善法，以允许企业建立私人基金会。此举有望开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这不失为一则好消息。
早些时候，《金融时报》另一栏目FTWealth着重报道了最近中国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数量异乎寻常的增长。各方估计说法不一，不过《福布斯》和《胡润百富》等杂志的统计显示，中国有66-106位亿万富翁（按美元计）。FTWealth总结道：“中国的很多新富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真心要为社会作贡献。但他们同时也确实毫无选择机会。”几年前就想着散财的富人现在愈发谨小慎微，以免引发社会不安——有些分析人士把新掀起的慈善热情仅仅是看作同一倾向的另一种表现。
不管动机如何，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受到欢迎，但也许我们应该进一步看清楚，慈善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在优点和缺点。很多中国企业领袖对“5•12”大地震的反应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其中包括房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的张欣，以及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万科的王石。SOHO中国的捐款从最初的200万元（约29.2万美元）跳到2000万美元（近300万美元），万科的捐款从200万元增至1亿元（近1500万美元），但都是在受到网民指责其吝啬之后才增加捐赠的。
尽管慈善是社会健康的重要元素，而且自愿转移财富的趋势加快应该受到欢迎，但其中似乎至少存在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有些挑战只有政府才能应对，这意味着在把政府主要职责转包给政治上不可靠的商界人士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小心从事。第二，私人管理如此庞大的资金流确实存在贿赂和腐败的风险，尤其是捐款流向缺乏透明度。第三，我们应该当心促使“企业精神分裂”：企业捐出一小部分从其他领域取得的利润，有时候根本就是不义之财。
比尔·盖茨和微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我们应该作点声明，微软在过去曾经是我们SustainAbility的赞助商。随着微软在软件领域成为全球的支配力量，盖茨和他的商业伙伴保罗·艾伦创造了庞大的财富。然而，微软团队建立支配地位的方式导致了竞争者和政府等方面的不断抗议和反制措施。关于建立和保护市场份额，目睹过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做事的人，毫不怀疑这家公司硬派作风。实际上，微软的战略有时似乎是不惜牺牲声誉地将竞争者碾碎铺路，然后通过设立像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慈善组织“买回”一些损失的声誉。
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在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日益强烈的观念，从约翰·D·洛克菲勒到现代富豪，他们这种显然是精神分裂的做法不是资本主义和创造财富与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得以兼顾的唯一答案。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开始认识到，在建立企业基金会以体现他们的良心和价值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将21世纪的价值观整合到其核心业务的商业模式和战略中去。
这种做法无疑是属于21世纪的，它在新兴市场的企业中是如何被应用的呢?我们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市场先行者：来自创新前沿的经验》中进行了探究。这份报告是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而成的，其中介绍了四家探索新的可持续商业战略的企业。这四家企业分别是：斯里兰卡的MAS控股公司，这是一家对价格敏感的纺织行业供应商，与大型的国际零售商合作，并为女性雇员提供高规格待遇；中国的鸡蛋生产商德清源，这家企业在北京树立了提供健康和高品质鸡蛋的品牌；印度化工企业Jubilant Organosys，吸引了那些对环境、健康和安全要求严格的投资者；以及巴西的水管制造商Amanco，这家企业在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业务，并兼顾了低收入农民的利益。这些企业通过成功建立有利可图的业务来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一旦造成损害便“捐出一些东西”。
约翰·艾尔金顿，SustainAbility（www.sustainability.com）创办者兼非执行主席，同时也是Volans Ventures（www.volans.com）的创始合伙人。 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新兴经济体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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