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希尔顿（以下简称“希”）：你期望中国未来做些什么？中国又能为低碳市场做些什么呢？
比约恩·斯迪格森（以下简称“斯”）：首先应该说，中国做得已经很多了，比如提高能效、推进低碳方向的发展等。中国这样做主要出于国内原因，而不是国外压力。所谓国内原因就是能源安全，这又事关国家安全。另外一个原因是气候变化威胁可能导致农村、国内食品供应和农业发生动荡，而中国的不安通常都是从从村开始的。在中国党和政府看来，气候变化可能成为政府地位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和威胁。这些就是中国行动的主要动因。我认为，对于什么可以同意，什么不能同意，中国会带着某种怀疑态度前往哥本哈根。这和美国将采取的立场有很大关系。
但中国很清楚自己的未来靠的是出口市场；他们也很清楚，如果不积极参与到前瞻性的治理行动中去，中国有可能受到出口市场的反冲。因此，中国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他们也明确表示碳排放的现状是富国造成的，富国就应该承担起主要减排责任。中国说会为自己今后的排放负责，包括提高能效和减少排放，但他们不会替富国造成的历史排放埋单。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立场。
希：中国是当今的世界工厂，这里的制造产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去年碳披露计划开始走进中国，但无论在对碳负责还是减小碳足迹所必须的所有步骤上，中国企业没有任何反应。怎样才能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主要驱动力之一的中国企业吸引到这个安排中来呢？
斯：这个你必须和中国当局合作。
希：中国似乎对它还不是非常重视。
斯：我和一位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共同担任中国低碳任务调研的负责人，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中国政府提供参考，关于如何面向低碳经济制订下一个五年计划。一旦中国制订了这样一个五年计划，所有经济规划都将朝着低碳方向发展，产业会找到自己的行动目标，同时各级政府和地方领导都会因地制宜地制订目标。这就是推动中国改变的方式。要知道，依靠外国团体到中国来拉人加入自己的“解决良方”是无法实现变化的，中国商业领袖的目光追随点并不在这个方向，他们会问：“政府想让我做什么？”如果看不到政府的信号，他们就会跟来做宣传的外国团体说声：“幸会幸会”，然后依然我行我素。
希：你刚才说中国在哥本哈根会看美国的反应。美国的态度显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它正在争取领导权，但毕竟很晚才加入这一进程，你认为美国在哥本哈根挥发会什么作用，是助力还是障碍？
斯：很显然，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布什政府大不相同。但我们也必须弄清楚一点：美国现政府的做法也是由国内因素驱动的。这个因素就是国家安全。美国人想减少燃料进口，也关注农业和粮食供应。他们关注的第三个问题与安全有关——他们担心气候变化会引起穷国的动荡，只能靠美国军队才能对付。因此，美国把气候变化当做一个全球性的不安定因素，会引发移民和各种问题，军事力量最强的美国责无旁贷。
要让美国政府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并作出承诺，就必须在国内先取得一致。我们知道这个进程正在进行中，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但参议院还没有。通过和美国人交流，我想他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无法搞定国内安排。所以，美国在哥本哈根的态度会很积极，但并没有获得达成协议的授权。换句话说，今年十二月的协议可能会更有原则，但必须等到美国代表团获得真正授权之后再继续谈判。
希：这是否会让进程放缓？毕竟，之前人们都认为今年能获得切实的成果。
斯：是的，这是人们在巴厘岛会议上制订的目标，进程为期两年。有目标是好事，可惜它与事实背道而驰。事实就是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着许多两年前巴厘岛会议上无法预见的问题：比如金融危机，比如衰退，比如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底特律不断衰落的汽车产业……美国政府必须处理这些问题，而这是巴厘岛会议上始料未及的。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美国代表团就无法获得授权。气候问题是有经济影响的，它不可能一分钱不花，特别对于将其视为额外负担的美国人来说。我并没有这种心态，但挡不住其他人这么想：美国人把气候问题看做一个负担，认为它会进一步削弱经济，导致失业。我们要承认，的确有某些非常重大的、始料未及的情况发生了。
比约恩·斯迪格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主席。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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