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都已经为12月哥本哈根会议的最后摊牌做好准备，但这场会议却逐渐演变为两个最大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决。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中国不减排我也不减。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按照UNFCCC第四条的规定，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是不必限制排放的。
中美之间的僵持让人想起上世纪中期美苏冷战的情形。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愿意限制自己的核武库，除非对手先这么做。尽管时代不同，武器也不同，但情况是一样的。哪一个国家的排放都足以给世界带来灾难。
许多人认为中国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它的经济自从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快速发展。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按照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以后。况且，如果全世界的人均排放都和中国一样的话，全球变暖就不会发生了。根据《气候分析指标工具》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的人均排放是中国的7.1倍。如果全世界都按照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进行排放的话，那么今天全球的二氧化碳年排量只有120亿吨，而非当前的300亿吨。
UNFCCC1992年成为国际法（联合国于本年通过该公约），因此违反公约就是违反国际法。如果中国单方面违反第四条限制排放，就会被发展中国家孤立，这在中国同时面临国内和发达国家压力的今天是很难想象的。
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建议，既可以打破中美的僵持，又不用让中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建立在全球市场方案基础上的国际环境协议。全球碳市场改变了全球公共利益的价值，正是它在1997年12月拯救了处于失败边缘的《京都议定书》。我建议把《京都议定书》的碳市场方案稍作改动，作为哥本哈根协议的谈判基础，这样似乎更容易达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协议，既对美国、欧盟和日本有利，又能让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接受，还能满足那些生存岌岌可危的小型岛国的需要。
我这个方案利用了《京都议定书》自身的架构并加以更新，以便打破眼前的僵局，在穷国和富国之间达成共识。它包括两个方面：财政和技术援助。
财政方面其实就是碳市场的延伸（这样双方能够各得其所），技术方面是为了保证碳减排的可行以及发展中国家得到清洁发展的资金。财政方面是对碳市场的发展，而技术方面则是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改进。
UNFCCC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必限制排放，而是说不用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减排。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某种“补偿”方式来满足规定，并且消除双方的反对态度。在此，我提出用贸易（这个字眼会让美国感到更舒服），而非单方面补偿的方式。这是一种双方同时行动的财政解决方案，哪一边都不必怕失去主动。
美国可以购买排放权来减少中国未来的排放，这样就可以在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为中国提供‘补偿’的同时得到它想要的东西。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掌握排放份额的最低价格，确保不会用极低的价格出卖经济发展的机会。
这种“组合拳”减少了整体的金钱交易，同时又让大家各得其所。对碳市场稍做发展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出售，保持碳市场的畅通和稳定。
新的金融机制使美国和中国一方面有台阶下（他们可以坚持原来的反对意见），一方面可以堂堂正正地说他们在对方身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以碳市场为基础同时进行的两个交易就可以实现这个“奇迹”。整体性的交易几乎不涉及货币流动，但能够同时限制双方的排放。二级市场可以对相应的排放权进行交易，这样就保持了碳市场及其清洁发展机制的畅通和稳定。
在2009年7月的八国集团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不愿接受任何减排义务，除非得到在财政和技术援助上的具体承诺，于是就无法达成方案。我在这里提出的方案恰恰包含了可以让双方都接受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内容。
补偿还可以采取用出口排放额度换取“负碳” 空气捕捉技术的形式。这种技术能从大气中捕捉二氧化碳，在本方案中属于技术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改进可以保证新技术的推广。在非 洲的使用实践中，这些负碳技术帮助当地减少的二氧化碳比排放的还要多，换句话说，非洲可以吸引到之前未能实现的大量清洁发展机制资金。这对岛国同样适用。 而对富国来说，每年技术出口的金额可以达到2000亿美元，足以刺激当今世界的经济复苏，创造技术工作机会，刺激贸易。这一切都是《京都议定书》的恩惠。
这里提出的技术创新能够让石油生产国受益。沙特阿拉伯一直表示要在本世纪成为太阳能方面的领袖。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一次专家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在原则上对本方案表示赞同。
对于气候谈判来说，哥本哈根会议就是“破釜沉舟”的战场。失败的代价是灾难性的，但眼前还有一条道路可走。现在，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拯救《京都议定书》。
作者简介：格雷希拉·齐齐尔尼斯基，《京都议定书》碳市场的设计和谈判中的核心人物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哥伦比亚风险管理联合会会长。1996年到1999年为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担任主要撰稿人，1996年到200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学和经济学教授。
其新作《拯救京都议定书》（与克里斯滕·西兰合著）已由新荷兰出版公司出版面市。
首页图片由 Ludovic Hirlimann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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