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衰退的后果很糟糕，但也不全然是坏事。经济衰退对环境是有好处的，因为经济活动与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无论污染发生在自己家还是别人家）密切相关。经济的停滞也给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可以进行有益的自我反省。决策者们在危机中获得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有机会对方针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正如拉姆·艾曼纽尔所说的：“你永远都不会让一场严重危机白白浪费”。
眼前的全球经济衰退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将其经济因导向一条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道路。很清楚，结构性的不平衡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根本性缺陷，也是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根源。同样，当前的危机也呼唤采取反周期刺激政策，发动大量资源，大大推动绿色事业的进展。换句话说，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杠杆，推动经济走上一条更加绿色的轨道。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中国政府因为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大胆而迅速的反应而备受赞扬。早在2008年11月，中国就宣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比其它经济大国都快。中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环境目标，并且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进展。今年4月，中国和G20峰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宣布要“以最佳方式使用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以达成帮助经济有活力、可持续且绿色复苏的目标。”。
中国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单是其规模就非常惊人：已投入的资金多达4亿元（586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5%。与之相伴的是信贷规模的空前扩大：2009年第一季度，银行贷款增加到5万亿元（7320亿美元），几乎是上年同期的3倍。预计2009年贷款总额约为10万亿元（1.5万亿美元）， 相当于GDP的40%。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拯救计划非常奏效。宏观经济分析表明，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中国经济已经回到平稳的轨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正了年初对中国经济增长6.5%的预测，增长值分别提高到7.2%和7.5%。中国的经济似乎已经走出谷底。
然而，这些初步“成功”的可持续性如何，其代价多大，却是更难评估的内容。
中国是否会因为当前的危机变得更加绿色，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其重要性次第增加：
1）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环境目标的资金比例；
2）一揽子计划中不同部分环境效益的综合情况（换言之，即经济刺激计划整体的环境意义）；
3）经济刺激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整体朝向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转换。
然而，从上述三个因素分析，眼前迹象都不容乐观。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确实带有显著的绿色特征，但是规模太小了。一开始，据说投资总额的9%，共3500亿元将用于“生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但是，到今年3月计划细节公布的时候，这个数额减少到2100亿元，只占总额的5%。而且，与基础设施项目资金迅速到位的情况相比，绿色资金到位的速度非常缓慢，到六月只有10%得到落实。
但是，这个计划中蕴含着更广大的环境机遇。计划中投向与清洁和能效方式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资金要多得多， 它们所带来的环境效益也要比上述5%的直接投资大得多。比如，中国投入住房项目的2800亿元（410亿美元）对提高建筑物的能源和用水效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同样，用于交通和电力部门的1.6万亿元（2640亿美元）如果能够主要投向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入网方面，也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效应。汇丰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把上述因素都计算在内的话，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有37.8%都是“绿色”的。
但是，迄今大量刺激计划资金都被用在能源密集型部门和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中，其中有许多是以前由于环境评估没有过关被推迟甚至叫停的，现在却因为要挽救经济而 重新上马。与此类似的是信贷的大量注入：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硬接线”的性质，许多新增贷款都流向建筑、制造和基础设施等高污染行业的国有企业，致使后二者已经产能过剩。
刺激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水泥和钢铁企业。对于一个把40%GDP的资金用于基础建设的国家来说，这毫不奇怪。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原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666亿吨，主要就是因为在刺激计划的作用下建设和汽车产业的需求大大增加。
更引人注目的迹象是，在毫无限制的经济刺激措施中，政府已经对环境事务进行了系统性的搁置。环境影响评估的运行被一个快速审批体系所代替，这样的做法竟然被称为“绿色通道”，真够讽刺的。这正是中国政府内部更深层权力转换的表象。
四年前，松花江的化学污染事件引发了‘唯环境’派和‘唯增长’派之间白热化的紧张关系，以当时国家环保局长的被迫辞职而告终，今天经济刺激因素又成了不同观点和政策计划针锋相对的战场。
这次的情形和上次几乎完全一样。
在这场争论中，一派人认识到目前的增长模式在社会和环境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经济上是不健康的，主张在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措施中解决中国经济根本性的不平衡问 题。我将这一派称为“重新平衡”阵营，其中包括环保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许多著名的学术界人士、政策顾问和智囊机构。他们都警告说目前的刺激行动将加剧结构性的不平衡。
另一派人坚持把确保就业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扶 持制造业和出口，把大量资金投入重污染、重能耗的行业，它们20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些人可以被称为“保八”阵营，因为8%的增长是防止失业增加和社会不稳的最低线，温家宝总理强调一定要达到。各地方领导、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务院都坚决加入了这一阵营。
本来，这场危机应该加强重新平衡阵营的势力。早在危机发生之前，该阵营就多次对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缺陷发出警告，这一点非常清楚。经济亟需一个强力的反周期刺激计划，这提供了一个良机，可以对资源进行空前规模的整合，刺激更加“绿色”的经济动力和增长新来源。鼓励绿色创新不仅可以创造“绿领”就业，而且能加强竞争力。这场危机还为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中国提供了以最低价格购买发达国家最先进环境硬件的良机，从而加速产业更新，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增加竞争力。
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日益占据上风的却是“保八”阵营。国家环保部似乎再次靠边站了：6月份，环保部长周生贤对经济刺激措施中不断增加的环境风险公开发出警告。而中国政府中曾经最敢于直言的环保斗士——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被解除了实际执行者的职务，自从危机开始以来，他就从政治视野中消失了。新的负责环境评估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宣布大部分刺激计划中的项目都可以走环保许可的“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谢旭人已经重申中国将保持现有的危机应对政策。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最近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政策仍然主要掌握在原来那些决策者手中，他们更关心的是短期的就业，而非房地产泡沫或者不平衡增长模式的加剧。”
中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大胆而迅速的反应当然应该得到赞扬。但是，就像甘地曾经说的：“如果方向错误，越快越糟糕。”可惜的是，中国对危机的反应措施似乎加剧了结构性的失衡，而这正是经济缺陷和环境弊病的根源。
本文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环境系列》期刊
里奥·霍恩-法萨诺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非洲区域局的政策专家。加入UNDP之前，他是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此处，他以个人身份撰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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