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让郑古梅（音）在屋外等候，他和她的儿子单独有话说。而在此之前，郑古梅以为她只是患上了感冒。
“我那个时候就想到我肯定是得了重病，”这位47岁的农妇回忆道，一边说，一边抹掉眼泪，然后茫然地望着远方。“我现在正在治疗。你瞧，我头发都掉光了。”她说着摘掉帽子，露出化疗后受副作用影响的头发。
兴隆村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一个小乡村，紧邻一个工业园区。和村里许多其他居民一样，郑古梅十分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她患上癌症：“村里的污染太严重了，很多人都得病了。”
近几年来，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屡见不鲜。经济的高速发展却让国民健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自去年起，冶炼厂附近的铅中毒案例开始激增。研究表明，那些回收电子垃圾的社区受到镉、汞及溴化阻燃剂等污染物的影响。而在其它一些地方，因为化工厂排放的致癌物质会对饮用水和食物链造成污染，因此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的癌症发病率就开始攀升，成为中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2007年，癌症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五分之一。与30年前经济改革伊始相比，上升了80%。
在政府坚称其治理污染的速度远快于其他处于类似污染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同时，许多产生有毒物质排放的工业只是被简单地迁往贫困落后，监管不力的农村地区。
世界银行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农民死于肝癌和胃癌的几率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和两倍。国内媒体逐渐充斥着有关 “癌症村”的报道。癌症村是指那些位于产生污染排放的工厂附近的疾病群体。
虽然目前还没有流行病学研究证实这些说法，但是大量的报导加剧了人们对污染的恐惧。去年，调查记者邓飞公布了一张流传甚广的谷歌地图，上面标示了一百多个“癌症村”。近来，有更多的报告指出癌症村的总数量有可能超过400个。
绝大多数“癌症村”都位于较为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那里是中国最早承接海外污染工业“外包工程”的地区。然而，随着这些地区在价值链上所处地位的提升以及监管的增强，污染和癌症带有向内陆转移的迹象，进入那些不是因为对危险缺乏了解，就是因为迫于贫困而无法放弃这些业务的地区。
深入炎热干旱的云南东北部地区你就会发现，兴隆的居民很担心自己村子不久也会加入癌症村的行列。在陆良工业园附近，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这里集中着大量的排污工厂。当地居民抱怨说这些工厂是致命肿瘤爆发的原因。
崔晓亮（音）说，在村里的小溪颜色发生变化之后，他的姨妈和父亲就罹患癌症去世了。他指着从银河造纸厂排出的骇人的红色废水，以及从和平科技化工厂下面缓缓流出的黄色细流说道，人们的健康与这里的环境一道日益恶化。
“工厂建造之前，这里没有人得癌症，没有人得稀奇古怪的病。”他说道，刺鼻的气味让他不禁皱起鼻子 。“现在，我每年都听说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得了癌症，得肺癌和肝癌的人尤其多。我姨妈从来不抽烟喝酒，她的癌症完全是污染引起的。”
村里诊所的张健友（音）医生说，他发现这里3000多村民中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了。“污染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我在这儿住了43年了。过去，癌症非常鲜见。但是，最近这些年里，它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收治了5例癌症患者。”
张说，当本地居民想表示抗议时，他们遭到了当地政府的阻挠。因为这些化工厂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每一个接受卫报记者采访的村民都知道有人死于癌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指责化工厂排放的有毒物质是罪魁祸首。这些物质流入附近的南盘江以及地下水系统。
农民们说，他们没有其它的水源来灌溉庄稼和饲养动物。而据牧羊人说，他们饲养的动物有十分之一已经死亡。
污染的影响还波及到人的食物链。王青弟（音）是一位桃树种植户，家就在化工厂旁边。据他说，庄稼都被污染的水质和污浊的空气给毁了。然而，由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人们只好照常把这些庄稼拿出去卖。“当风朝这个方向吹的时候，我的桃树就会被蒙上厚厚的一层烟尘，”他说，“许多果实都发黑了，掉在地上。污染太严重了，我都不敢吃自己种的大米，所以就到街上卖了。”
该县环境部门说，他们已经对工业园区进行了监控，并对3家公司实行重点监测。他们分别是龙海化工，云南陆良和平科技公司和银河造纸厂。然而监察员没有权力和资金来对任何一家违规工厂进行严密的监控并对其实施惩罚性措施。
“这就像警察抓小偷一样，不容易啊！”陆良环保部的宋斌（音）说道，“一些工厂偷偷地排污。有些在电力紧张时索性关闭污染处理装置。还有一些厂子则在晚上关闭他们的处理系统，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我们不会检查。”
不过，关于对健康的影响问题，他很谨慎。“很难说癌症与这些工厂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因为工人中并未出现异常偏高的发病率。”他说。“许多官员建议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由于预算和其它一些原因，我们一直也未能着手开展这项工作。”
《卫报》向有关部门索取有关工厂排放和水质方面的数据。根据政府的信息透明制度，此类信息应该公布于众，但是一些干部却坚称他们的监测结果仅供内部参考。
银河造纸厂拒绝发表意见。而化工厂—云南陆良和平科技却说，污染问题是原厂主遗留下来的，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
“村子里癌症的发病情况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外贸销售经理徐康迪（音译）说：“污染的累积超过了10年，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我们会逐年加以解决。我们相信不出三五年就可以将问题彻底解决。公司的前身对本地居民不负责任，但是将他们的错误算到我们头上也不公平。”
新的厂主来自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他们投资于新的设备并尝试产品转型，使生产朝着清洁化，高端化的方向发展。其产品有高档营养品和饲料添加剂。但是，在他们网站上的产品列表中，重铬酸钠（一种具有高致癌性的化学物质）却依然豁然在列。
在最近的一项有关“癌症村”的研究中，中央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刘利（音）表示，这个问题的加剧与政府倾向于以农村为代价重点发展城市的做法有关。这一政策，加上缺乏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监督共同酿成了这种饮鸩止渴的局面。
“中国在几十年间产生的癌症群体似乎比世界其它地方出现的都要多。”他写道。
兴隆村是否会被列入癌症村名单在缺乏完整调研的情况下尚无法确认。但是面对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以及严重的污染程度，当地居民对此相当笃定。
对于郑古梅而言，乳腺癌威胁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也影响到她女儿的经济境况。两个疗程的化疗已经迫使她欠下2万元（3,000美元）的外债。而要想完全治愈，预计还要再花费8万元。而她心里明白，治愈的机会相当渺茫。
“我的姐夫和我一样得了癌症，他已经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旁边年幼的女儿拽了拽她的衣襟，“我想告诉那些工厂，他们制造了太多的污染，就因为他们，兴隆村让疾病笼罩了。”
（补充报道：陈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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