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并不只有一个BP。7月3日,中国紫金矿业污水排入汀江，数百万公斤鱼中毒死亡；7月16日，中国大连保税油库发生爆炸，1500吨原油进入海洋；7月28日，吉林省永吉县两家化工企业7138只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
但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承担责任的姿态大不相同。截至目前，英国石油公司除支付清理油污和解决漏油事故的几十亿美元之外，还要为美国政府数亿美元清污费用埋单，并且不得不设立200亿美元的专项赔付基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紫金矿业在污水泄露9天之后才发布公告，并且其副总裁一再声称“此次渗漏主要与自然灾害有关，不可预料”。中石油对大连石油流入渤海一事无任何道歉或赔偿。其实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国有企业在拒绝道歉赔偿方面是有先例的：2005年吉林松花江污染事故中，中石油方面仅仅付给当地政府500万元，并向环保总局缴纳了100万元罚款，对松花江沿岸居民没有任何赔偿。
为什么以纳税人的钱创办起来的国有企业，在制造了环境灾害后却往往百般遮掩和傲慢回应？甚至比财大气粗的外企更加淡定？其实只要四个字就可以解释：“有恃无恐。”在中石油、紫金矿业等所经营的领域，都没有以纯粹的市场经济规则来运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在执行市场经济改革方面思路渐变，从“市场化、私有化”政策转而在煤炭、电力、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领域实施“汰弱留强”的铁腕政策，为国有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垄断性经营大开方便之门。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畸形的，而国企就是在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垄断经营、特许经营、打压民企、制定行业自利的规则等等，不一而足。拒绝支付环境成本，不过是其经济特权的一种体现而已。
不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频发的环境灾害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造成的：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而将环境考虑放在第二位，在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罕见的无视环境的危险工业布局。这突出地表现在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环境危险的沿河两岸化工布局。在中国总投资近10152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局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距离河道仅300米的化工厂。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化工企业集中在长江流域。每天进入长江的生活和工业污水相当于一条黄河。”由于中国特殊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所导致的化工布局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今年频密爆发的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今后类似的大规模环境事故的警告性开端。
西方政府在环保政策上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透明度、清廉以及公民权利的运用：依法定出的清晰的企业和个人环境责任；环境信息的开放流动；媒体自由的讨论空间；公众的关切和参与。这都是环境保护的必要前提。在欧洲，政府和公民组织在环境问题上非常积极；在美国，奥巴马政府这次也主动扮演了向污染企业BP施压的角色，这才阻止了生态灾难向更大范围的蔓延。
但在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安全阀本身就有问题，其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历来为人诟病。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垄断经营及同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国企， 即使在环境污染方面记录不佳，也很少受到惩罚。据有关部门调查，在3486家排放废水的国控企业中，超标排放的有36%；在3557家有废气排放的国企中，全年部分和全部测次超标的占41%。但对这些企业进行环境执法却面临重重困境。所以，国企环境污染问题，说到底不是环境问题，而是一个政府意愿和政企关系的问题。
其实，在这次紫金矿业“毒水事件”发生之前，在环保部5月通报批评的11家存在严重环境问题的上市企业中，紫金矿业位列榜首，此前这家企业也多次被通报，但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从来就没人能拿它怎么样。2010年紫金矿业集团竟然荣获“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称号。即便在其酿成重大环境灾难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紫金工作人员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政府不会允许我们成为BP。”在中国，由于国有企业、政府有股份的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甚至比私营企业更加紧密，相应地，环保部门对其监管也更显吃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中石油、紫金矿业等企业肇事后不是在第一时间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积极采取措施善后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而是企图掩盖事件真相并拒绝赔偿。
涉足环境保护的力量应该是多元的：立法机构、司法机关、媒体、舆论、NGO等民间社会、国际组织都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在中国的现状是：如同国有企业垄断了某一经济领域一样，政府也垄断了相关权力。在立法机构软弱无力、民间监督受到打压、而大型国有企业事实上已经和政府形成了利益集团同盟的情况下，中国的环保力量无从发挥作用。
说到这里，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不得不提：面对高发的环境灾害，通常的解决思路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积极干预企业行为。但在官商一体化、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而其他环保力量无权的格局下，中国的环境保护其实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提升政府权力、使其更大规模地干预市场，则权力寻租的空间就会扩大，腐败更多，环境问题更难解决；如果缩减政府权力，则不受制约的企业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这样看来，如果现有的权力垄断格局不变，那么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基本是一个无解的死结。
根据环境污染的周期性规律，可以预计的是：在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之后，中国即将进入环境灾害事件的集中爆发期。在这一时期，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型垄断企业将在环境污染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这些企业是由纳税人的钱建造的，但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其对纳税人生存环境的威胁甚至比私企、外企来得更直接、更霸道。要扭转此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最根本的还不是调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打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本身。
唐昊，副教授，富布莱特学者，现任教于美国伦道夫梅肯学院，专栏作家。
首页图片由Sygne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