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季达沃斯”9月份在天津举行，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重申了中国对发展和可持续性进行平衡的承诺。他表示，中国“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着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应对气侯变化的能力”。这是一个好消息，尽管中国已经开始推行社会责任投资，但在它履行这个承诺的能力上还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最近中国推出的让基金经理们参与可持续日程的举措令人欣喜，可人们还是应该问上一句：中国是否打算采取疲软市场的方式来应对严峻的环境挑战？
中国正在推出一项环境、社会和治理（简称ESG）投资指数，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这项“中证ECPI ESG可持续发展40指数”包含了40家国内公司，是一个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和欧洲从事ESG研究的ECPI公司合办的合资企业。
1990年以来，我先后已经在六个社会责任投资（SRI）基金会担任过顾问，从小型的先驱企业到挪威的Storebrand保险公司等较大的金融机构都有。因此我坚信SRI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尝试，特别是在它超越了公司部门和业绩的阻隔，积极参与主流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力拓和联合利华这样的全球性大公司对ESG日程和可持续性的推广等领域都有所涉猎，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些公司的高管对于主流投资者在这些领域兴趣缺乏表示关注，情况就令人担忧了。
在最近的一次工商界生物多样性会议上，联合利华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副总裁加文·尼斯在报告中说：“主流投资者（对上述领域）的兴趣非常缺乏，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没什么信任，而且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情况会很快有所变化。”他指出，只有SRI分析家才会对联合利华在巴西滴灌、太阳能供电冰淇淋机和水源保护项目等领域的投资感兴趣。
力拓首席执行官艾博年认可这个评估，并说他的公司向股东发布了定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简报，却发现主流投资者就像《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对力拓的行动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经营的核心”。
两位老总都认为分析家是错误的。BP在墨西哥湾的石油泄漏所引起的巨大金融责任，有可能增加人们对ESG的兴趣，但占市场领先地位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在泄漏事故后只是把BP摘牌而已。（再说一句，我也多年曾经担任该指数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最新排名中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丰田汽车公司（该公司曾经是SRI和ESG投资界长期的红星）由于质量问题而名次下降，这是因为它的质量控制没有跟上（产量）的飞速增长。
批评家们质疑，如果这样的公司只有在事故发生后才会被摘牌或降位，它们真的能为投资者们带来附加值吗？在察觉潜在风险（其中大多数也已经被这样的商业挫折所分担）方面它们又比其主流竞争者好多少呢？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很显然SRI基金在个案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SRI的先驱们仍然坚信，养老基金等主要的长期投资者将会把ESG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我们已经看到瑞士再保险等主要的再保险公司开始把这类考虑融入其自身的大量股权。当大多数金融分析仍然以季度为基础进行的时候，投资者打开新视野的机会非常微小。
SRI另一个巨大的野心就是说服中国、挪威、俄罗斯、新加坡及沙特等国掌握的巨大主权财富基金把ESG标准和业绩目标融入其投资行动之中。俄罗斯走到这一步似乎还很遥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它国家会有可能实现。
挪威是这一领域的典范。由于挪威国民所具有的ESG相关价值观，其政府养老基金（截至今年6月底达到4490亿美元，合3万亿人民币）开始对所有投资进行积极而长期的选择。
的确，挪威人，或者更广泛一点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实在非同寻常，他们长期以来在社会和环境上的觉悟是世界其它大多数地方的人所无法比拟的。但在更广大的欧洲地区，今年也传来了积极的消息。在欧洲社会责任投资论坛发表的2010年度财富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到坚持自身投资组合要按照可持续性标准进行管理的高净值欧洲投资人的比例从2007年的8%上升到2009年的11%。这就意味着（倾向于可持续投资的）资金总额达到7290亿欧元（936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欧洲社会责任投资论坛的执行主任马特·克里斯滕森非常兴奋，指出大多数较富裕的投资者开始用其1%的财富“试水”，但如果试验成功的话，就可能增加在可持续投资上的份额。
但愿如此，但我并不认为目前SRI活动的水平能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挥足够的调节作用，实现温家宝总理所向往（或者说应该向往）的那种可持续性。因此，我们尽管对中证ECPI ESG可持续发展40指数表示热烈欢迎，但英语中有一句谚语是“一燕不成夏”，不知道中文是不是有对应的表达。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依然存在，那就是：要实现真正的进步，我们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努力，而这个规模对当今的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来说仍然是难以想象的。
作者简介：约翰·艾尔金顿，飞鱼星公司执行主席和可持续性组织非执行主席。
首页图片由rednuht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