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转型：不是转与不转的问题，而是如何加速的问题
从战略上，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是可持续的需要、能源安全的需要、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客观要求。中国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特征是缺油少气富煤炭。中国目前汽车拥有率约为每千人50辆，不足美国的1/15，欧盟日本的1/10。但石油进口已占石油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数据，中国石油探明贮量，只够满足11.3年的需要。中国天然气的出采比比石油高三倍，也只有32.3年，只有全球60.4年的一半。中国煤炭储量相对丰富，但贮采比按目前速率只可采41年，只有全球贮采比122年的1/3。中国13亿人口，庞大的经济规模，巨大的能源需求，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况且中国煤炭开采，破坏了地下水系，引发地质灾害，事故频发，生命代价巨大。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重金属汞、粉尘和固体废弃物，引发巨大环境代价。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社会，要求中国迅速而大规模转型，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低碳、零碳发展也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第二，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的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15％，以及森林碳汇目标，是中国低碳增长转型的行动目标。中国的上述目标难度大，刚性约束强。碳强度目标只针对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没有包括其他温室气体。从十一五20％节能目标的实现情况看，今后难度会不断增大。但是，非常明确的是，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会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分解到各省和主要行业部门，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落实。目前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企业、低碳消费已成为全社会的行动，中国低碳转型的声势，比发达国家还要浩大。中国风能，太阳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第三，中国的低碳增长转型，需要国际协同努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增长，对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形成挑战。可见，中国的低碳转型，仅有中国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全球共同努力。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要，中国有资金，发达国家有更雄厚的资金，如果发达国家的资金不能立即转型零碳，即使发达国家慷慨解囊，也不能在中国立即实现零碳。技术合作似乎比资金更重要，技术可以指明减排的潜力和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在低碳消费方面的率先垂范，如果发达国家人均低碳排放高生活品质，发展中国家必然效仿，可能做得更好。
转型进程：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
中国碳强度减排是相对目标，即使中国碳强度下降45％，如果中国经济仍按10％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将增长60％，这与中国承诺的全球2°温升上限控制目标存在矛盾吗？
低碳转型必须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中国在15年间（2006-2020），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幅度高达40%-45％，目标高，难度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目前的工业化已处于中后期阶段，2009年钢铁产量达5.7亿吨，水泥16.5亿吨，均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产能已近饱和甚至过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趋缓，难以达到年增10％的水平。例如德国，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经济增长多稳定在2％左右，因为德国经济外延扩张空间有限，生活品质提高的幅度也有限，不可能像发展中经济体或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样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转型，制造业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会持续上升。因而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必将大幅下降。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会有所增加，但不可能以10％的速度增加。中国认同2°目标，也必然会努力与国际社会一起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认同《哥本哈根协议》中2°温升目标，但对于长远减排目标，例如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半的目标，并不认同。这是为什么？中国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希望减得更多，但2050年减半的表述，缺乏科学、公平基础。第一，全球减排目标，应该由近及远，远近协同。但是，发达国家并没有明确2020年的中期目标，即使给出的目标，也难以确保2050年减半目标。没有2020年目标，而谈2050年目标，逻辑上不通。第二，2°目标与温室气体减半的关系尚具有科学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第三，是公平考虑。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各占50％，如果发达国家在当前人均12.6吨水平上减排80％，2050年人均还有2.5吨二氧化碳，发展中国家从当前人均2.6吨水平上减20％，2050年人均水平只有2.1吨，显然不公平。如果不是等比例减排的“祖父原则”，而是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的碳预算分配，公平合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益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必然赞成2050年减半的总量控制水平。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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