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先生？”这是电影制片人让·鲁什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1960年在巴黎请路人回答的问题，并且由此拍成了经典纪录片《夏日纪事》。近来同样的问题又被法国总统提了出来。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萨科齐任命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和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对经济增长以外的社会进步指数进行研究。
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也支持本国进行一项幸福经济学研究。英国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科特在其关于生活质量的著名作品《精神水准》一书中写道：“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已经接近极限。”就连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GDP概念的发明者——西蒙·库兹涅茨也认为GDP决不是“国家的福祉”。
贫穷国家的GDP增长同样也不能让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喜玛拉雅山国不丹曾经的世袭君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2008年该国实现了民主制，不丹总理吉格梅·廷莱最近在接受可口可乐幸福研究所（没错，它的确存在）的采访时说：“全球（对GNH）的兴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遭受经济衰退之后。”
但是，对GDP的评判主义的作用仅仅就是对衰退时期人们的低迷情绪进行监控吗？中国的环保主义者们认为并非如此。他们一直在呼吁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除了GDP，还应该有一个基准作为补充，这个基准应该包括经济的若干“外在性”，如污染和资源消耗等。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搁置了计算该国“绿色GDP”的计划，但今年一套类似的环境指数又静悄悄地卷土重来。（新经济学基金会是提倡国家发展新衡量标准的中坚力量，它在2008年的《幸福星球指数》中指出，在GDP迅猛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幸福感却在下降。）
看看这些争论的经过，为GDP寻找一个替代品更多的是为领导们寻找动力，无论他们是国家官员还是国际气候峰会上的各国首脑，这个动力能让他们超越地方和国家的短期利益，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地进行治理。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新的指标就足够了吗？这样的一个变化又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意义？《野性法律：地球公平宣言书》的作者科马克·库利南律师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并且得出了一些激进的结论。
在香港的一次气候变化会议上，库利南告诉中外对话，人类发展曾经意味着寻求一种更加充实的生活，但从某个时间开始，它“被GDP增长所绑架”。他接着说：“我们所说的‘发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是正在用一个抽象的经济指标来代替一切，它并不能说明社会是否在变得更加健康。”
库利南曾经是一位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他指出，尽管他的祖国——南非政府承诺要根除少数白人统治时期的种种不平等，但稳定的GDP增长却掩盖了不断加宽的贫富鸿沟（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另一个惊人的例子就是：犯罪能够刺激GDP。他解释说，当你被刺伤后到医院治疗，在GDP上就会表现为积极的增长。
库利南最为关注的是这个星球——用他的话说是“地球社区”——的健康状况。这个话题在以GDP为主题的书里鲜有提及，但从几乎所有的科学衡量角度来看都非常不乐观（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臭氧层和蓝鲸等物种）。库利南认为，要避免生态危机，需要全盘性的改变。他将当前的文明轨迹比作一台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推土机：“我宁可燃料用光后推土机停下来，也不希望再找到一种新燃料接着开。如果你只是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得到的结论可能就是问题出在燃料上，只要简单地更换一下推土机的燃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历史性地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这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要让增长的推土机转向，库利南认为各国除了新的发展指标，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他主张把地球放在全球法律体系的中心地位，这一理念被写入了由他主笔起草的《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宣言》，这个文件是以《世界人权宣言》为蓝本的。（今年初， 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世界各国人民会议接纳了这一宣言，该组织是对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反馈之一，成员多达三万五千人，主要由民间组织的活动者组成，主办国是玻利维亚，该国是拒绝在哥本哈根协议上签字的国家之一。）
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相互作用的复杂自然体系能够哪天真能变成一个法律实体？这现实吗？那么究竟由谁来代替地球说话呢？可以说，这个建议引发的问题和它解决的一样多。但它的意义或许就像库利南所说的：“这个宣言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一个对话，因为如果你不能对构成目前主导系统基础的根本信条提出挑战的话，就无法和这样的一个文件进行互动。”况且，现有的法律机制允许律师为国家或企业等“法律虚拟”进行代言，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把公司之类当做一个实体来代言，当然也有可能代表一座山或者一条河来说话。”
库利南引用了肯尼亚的一个部落传统法庭的例子，法庭让某人充当一头被杀死的鬣狗的代理人，并且判决猎杀者的家族向鬣狗的孤儿幼崽赔偿许多山羊。他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的诉讼在每个社会都能行得通，而是说一些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了如何限制人们向自然索取数量的机制。“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是大家共享的”，库利南说。他把这与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比较：“这不仅是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问题，也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平等问题。”
这个宣言及其拥护者提出了无数的问题，但其中一些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地球越来越接近危险的引爆点，只靠新的发展指数就能在一个碳紧缩、资源耗尽的世界上确保幸福吗？“低碳增长”是我们想要的目标吗？还有比宣言中的激进提议更加现实的情况吗？我最后想对库利南说：“从主导性的世界观来看，你的观点似乎有点疯狂，但我的看法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你的观点对世界运转的描述更加准确，每件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必须放弃人类主宰地球的幻想，必须脚踏实地。”
山姆·吉尔，中外对话副主编。
图片来自LalitSha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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