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作者：茅于轼
过去30年改革，中国的财富增长量在全世界恐怕算第一名。但老百姓的怨气却非常大，不知道是不是也算世界第一。
这很奇怪。虽然我们仍有贫富差距问题，但是最穷的人也有很大的改善。世界银行研究认为中国的脱贫做得最好。财富分配的问题固然仍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也在改善。
但是大家并不因明显的财富改善而普遍感到幸福，说明现在社会不稳定，不是财富的问题。
我认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问题。我们把追求财富看成了唯一目标。赚钱没错，但它只是手段，而不应该是目标。现在政府对干部的考核都要看GDP表现，地方政府也把GDP看成目标。于是出现了财富增长非常快，但是满意度、满足感非常低。因为赚钱与快乐是两码事。
中央现在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但“和谐”二字非常模糊，不够科学，无法量化。
中国过去30年的财富增长，从经济学角度体现为“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任何人受损失，但是至少有一个人在财富上有所增加。老太太的鸡下个蛋，卖给需要营养的人吃，双方都得到好处，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人。没人受损，两人都受益，这就是财富的增加，是市场经济的双赢。
同样，和谐社会怎么得到和谐？不是财富极大化，而是快乐极大化：没有一个人不快乐，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普遍推广到全社会各式各样的活动，全社会的快乐就极大化了。和谐社会，就是快乐极大化的社会。快乐虽不能测量和比较，但是我们有办法将它极大化。
上海世博会，本来可以是让大家高兴的事，但做的不好。国家和领导人都挣足了面子，当局还赚了钱。但参观的群众要花几倍的时间去获得入场入馆参观的机会。这个结果事前就能预料到，因为所有场馆的总接待能力是每天不足十万人，而售出的门票是三十万至四十万张。因此注定有全场四分之三的人要在场馆外面等候。这就不是让快乐极大化。
有人说，如果限制政府权力可以使老百姓的快乐增加，但特权阶层却不快乐，这就不是快乐极大化。但我认为，在短期内，特权阶层的快乐可能的确会减少，但长期上不见得。长期损人利己，迟早会带来危险。即使法律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决，也难免出现像最近埃及那样的社会动荡。
现今，快乐极大化仍然没有被普遍接纳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原因之一是信息和观点没有自由传播，全社会文化程度和教育普及还不够，对多元价值缺少包容。
我希望全世界的政治家接受这样的想法，少搞那些豪言壮语，多想想老百姓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