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袖人物，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女士曾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她还是挪威第一位、而且是唯一的一位女首相。她在世界范围内所享有尊敬恐怕只有纳尔逊•曼德拉才能够与之媲美。
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具有公共卫生学学位的医生。这一点，恐怕记得的人就很少了。然而，正是由于她在卫生领域所具有的学术背景，1983年，当她成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时，她才能够将健康的概念运用到地球上。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以布伦特兰委员会的名称而为世人所熟知。1987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毫不夸张地说，从其发表至今，这份报告一直决定着全球讨论的辩论方向，并且在可见的未来，这种状态还将延续下去。正是这篇报告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实施这一理念的迫切需求促成了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地球峰会。正是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了三项公约，即里约公约。这些公约中，至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另外两个公约所关注的领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沙漠化防治。
如今，布伦特兰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所指派的气候变化特使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访问了印度，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由非政府组织能源与资源研究所主办的德里可持续发展峰会。布伦特兰在峰会的间歇与第三极项目进行会谈时明确谈到她对迄今为止可持续进程所取得的进展的看法。她认为，里约公约的实施“非常缓慢”。
当我们问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发表之后，在有关可持续能力及幸福健康的讨论中有哪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时，布伦特兰说道：“公约是在报告发表五年后起草的。而《京都议定书》则是在另一个五年内才得到签署。这些都没问题，你不能责怪公约。但是，自那之后，气候变化以及其他一些公约的实施却进展非常缓慢。”
1997年，《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针对发达国家制定了一项原则，要求他们必须降低能够导致气候变暖，并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具体减排量却是在另一个八年 后才获得通过。即便如此，通过的减排量也只是到2012年为止。而《京都议定书》签订时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却从未签署该协议。尽管召开了很多会议及峰会，我们依然无法就2012年之后的减排量达成协议。不仅如此，许多富裕国家的政府还一致试图连议定书都一起抛弃。
布伦特兰承认在这一问题上很难达成国际共识。她表示：“这个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有些人认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的效果非常好。然而，他们却忘了，(就其广度而言])《蒙特利尔议定书》非常有限。” 1989年达成的这份协议是为了逐步淘汰一些会对地球大气层上方具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造成破坏的化学物质。
布伦特兰认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整个经济都将面临危险。”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就是二氧化碳，主要来自热电厂、大多数工厂及机动车。并且当树木被砍倒后也会释放出二氧化碳。而这些行业如今遍布全球。鉴于这种情况，她评论说：“关于各个国家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很难达成共识，这一点也不奇怪。”
然而，布伦特兰却依然认为，里约公约中应对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两项协议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会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我还是很乐观。尽管我们的步伐有些过于缓慢，”她说道。
如何才能加快谈判的进程？“我们希望人们能够从哥本哈根(召开的2009年气候峰会)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明白相互倾听对方的重要性，” 布伦特兰说道。此外，她还补充道，除了耐心的进行磋商之外我们别无他法，同时也没有人能够摆脱消减温室气体排放的需要。而对于停滞不前的气候磋商感到失望的产业界，政客们还必须给予他们更多的导向性指引：“各行各业目前还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正确的信号。例如，国际碳价无法确定等。”然而，她还表示，一些“比较进取”的企业正在制订战略，迈向更加绿色的未来。
尽管到2006年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然而它却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再加上现任美国政府未能如其承诺的那样通过气候法案，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官员、以及观察家们一直以来都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减排会谈的进程。布伦特兰对这一观点表示了认同，她说：“正是由于石油及煤炭行业的游说，在美国国内制造了一种阻碍进程的气氛。这些庞大的企业极具影响力。我曾经致力于抵制烟草行业，因此我深知这一点。”
那么，又有谁来为地球和人类的幸福而奋斗呢？在布伦特兰看来，绿色非政府组织是否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呢？她表示：“从分析及实务的角度而言，他们非常有用。 他们一直在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并且设法探寻如何才能使政客和企业的问题同样得到解决。那些针对各种抗议作出回答的非政府组织同样也使这一问题一直处于新闻关注的焦点，就此而言，他们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大多数都是正面的。”
然而，在构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的过程中，还必须有其他团体的参与，她说道，其中就包括“各种企业联合会以及商业人士”。“他们应当积极发挥作用。不仅如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传播知识。赋予人民权利。”作为讨论中的关键人物，她一直试着身体力行：“我一直在鼓动各种不同的团体，从企业到非政府组织。而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决策。在这一点上，太缺乏动力了。”
乔伊迪普•格普塔：中外对话第三极项目总监（南亚）。
图片来自Moss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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