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批富豪开始进行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的实验。
2010年12月，那些中国最有名的企业家，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百仕达的欧亚平、北京中坤的黄怒波、春华资本的胡祖六、上海复星的郭广昌、老牛基金会的牛根生、杉杉的郑永刚等共计16人，向四川省民政厅申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他们还打算邀请马化腾、丁磊、沈南鹏、张跃等更多企业家参与。这将是中国民间含金量最高的公益富豪阵容之一。基金会设定的执行理事资格为：“首次认捐不低于300万元”、“成立后自愿认捐不低于500万元”。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全中国2538个自然保护区中，70%由林业部门管理，其余30%的管理保护职能分散在环保部、农业部、国土部、建设部、海洋局等部委。这一次，企业家们试图突围，他们的目标是“民办、民管、民营”，政府回归监督职能。
如果一切顺利，5000万启动资金将被用于四川平武县的雪宝顶和摩天岭——前者是全球25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后者是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30多种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地。
牵线搭台的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简称TNC，下文同此简称）。阿拉善SEE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对它的印象是：“科学家加资本家”，“它在全球范围募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厉害，高度投资银行化，是世界NGO背景下的吸钱机器。”
2010年初，马云成为TNC全球董事会中第一位中国人。四川基金会发起人中的牛根生、欧亚平、黄怒波、胡祖六等人，亦都是新任不久的TNC中国理事会理事。
杨鹏说，这是一种“企业家为主体的精英化文化”，在中国，企业家已经越来越不甘于简单的资助身份，而直接投身公益行为。
新上任的TNC中国理事们迫切需要一件可以亲自操练的公益大事件。筹备中的四川项目基本模式是：来自企业家们的基金会，加上TNC组建的生态专业团队，这边出钱，那边出专业能力。基金会担当融资和管理平台，新成立的管理机构具有相对独立的人事、财政等管理权，要做的事情包括建立生态监测体系、实施保护行动计划和社区发展规划。比如，以北京大学王大军为首的生态专家团队，将在这里对黑熊和熊猫做10-20年的连续监测。
但怎么保证这些老板不是搞开发赚钱？TNC中国项目负责人张爽说：“很简单，如果想搞开发他根本不用费这个劲，可以拎着钱直接去。”“他们不需要我们这个‘令箭’，他跟任何一个县长谈，都比跟我谈省事多了。”
四川项目最有信心之处，正是每个中国保护区不同程度上面对的同一问题——钱。
在美国，保护区的资金70%来自政府，10%来自社会，20%来自市场；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资金40%来自政府，5%来自社会，55%来自市场。从这个构成也不难看出：因为缺钱，中国的大量保护区，实际是在被“经营”着，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左支右绌。
1990年代，各地一度争相报建自然保护区，但财政投入有限，同时《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限制了保护区范围内的生产开发活动。2005年，环保总局通报批评的9宗违法破坏案例，大多是开矿、修路。保护区不时成为商业开发的现实阻碍。
山水保护中心主任吕植说：“2000年后建的保护区，没人没钱的情况很普遍，特别在西部。”
无论谁来担当保护者，都无法回避周边区域的产业、开发和利益分配问题。假如不能确保原住民的发展权益、他们就只能向保护区求取生存空间，保护也就很难不沦为一纸空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前副主席，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委员王献溥说：“现在很多保护区都走两个极端——不是死保护就是过度开发。”
在中国首个“公益孵化器”创始人吕朝看来，环境公益行动不太容易短期内见效，因此在国外大约只有3%的善款被投向环境领域。相比而言，中国富人对环境问题关注度高、投入度大。
但公众难抑忧虑。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在旅游地产的名义下，我国风景名胜区正遭受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
以长白山为例，在“全力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胜地”之后，规划49处景点景区中不少深入法律严令禁止旅游的生态核心区和缓冲区；还计划建造五星级酒店11家、温泉度假村15-20家、滑雪场5家、高尔夫俱乐部3家……据《人与生物圈》披露，2006-2008年间，两次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调查显示，几乎全部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均呈急剧下降趋势。
对于设立屏障、阻挡无序过度开发同时保障原著民生计，四川项目显得信心满满。
富豪们的想法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区实验区和保护区周边区域的发展规划，协助地方招标引进开发企业，并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监督开发实施。”
比如“将来组织猎人们巡护，帮本地人解决蜂蜜的销售渠道问题”，已经酝酿开展的规划中，包含这样的设想。
然而他们要面对的“经济发展”逻辑同样强大，博弈未必轻松。“企业加政府”的权贵能量，很少有谁能挡得住，也许只有富豪是最有能力应对的。
“这对他们是个新鲜事，以前没做过。”姜继东这样描述。对于已经在商业上证明了自己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一点也许很重要。
徐楠，《南方周末》记者
图片来自国家林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