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让人们更明显地注意到当下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城市空气质量。为了缓解这一问题，重污染工厂（城市工业历史的遗留物）搬迁到了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新场址。然而这样做，无意中又制造了另一个环境问题：如何处理这些工厂搬走后遗留下的污染场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些污染场址，也就是所谓的“棕色地块”，得了更多的关注。尽管最初这些场址是位于规划好的工业区内或市郊，但城市一扩张，它们就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城市扩张还导致了城市与日益减少的农业用地之争。 正如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所言：“目前城市与耕地之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说，现在居民区所占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良田。”
棕色地块的开发有助于减轻耕地所面临的压力，还可以解决中国迅速发展的城市居住面积需求 。
然而，棕色地块的重建发展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对中国的一些重污染场址来说，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艰难。最近，《上海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一些污染地区而言，土壤污染可深达10米，而污染水平则可能超过可接受限度的100倍以上。即便污染已严重至此，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棕色地块整治管理的统一政策。
世界银行9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国有关土壤污染防治和控制的法律法规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现在，中国还没有涉及土地污染与棕地整治和重建的国家法律。”考虑到中国的政策现状，世界银行认为，“在国家水平上，中国还没有官方发布的有关土壤污染监测、环境风险评估和土壤整治技术的全面的技术指导方针和标准。”
然而，像中国的所有行业一样，这种情况也在迅速变化。近几年，中国环境保护部（MEP）已经考虑并指导中国土地调查和整治政策，有关的管理与技术指导方针有望在今年年底发布。
在接受中外对话的采访时，中国土壤与地下水环境委员会（CSGEC）副主任兼环境资源管理集团（ERM）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谢辉博士曾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酝酿所有的标准和技术指南方针，包括来自美国测试和材料协会（ASTM）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那些。”2010年12月，中国代表团到美国和加拿大学习北美地区的棕地整治技术，也印证了这一点。
对中国与之学习技术指导的美国和英国来说，棕地整治技术并不陌生。在美国，全面的棕地整治政策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超级基金计划的建立。超级基金计划的创建是因为爱河事件的爆发：当人们发现，纽约爱河社区住房项目的施工现场有2万1千吨化学废物，且该地区有高比率的疾病和先天性缺陷，民愤激化了。在这种不安的社会状况下，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废弃地重建严加管理，并下令对374个场址进行整治。目前，在政府监督下进行的场地整治又增加了1280个。
这些棕地整治费用的70%由污染者担负，这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也促进了企业界环境责任感的形成。类似的筹资机制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范例，通过不再支持“现在污染，以后付款”的模式，达到促使废弃地整治和提高污染防治的目标。
在英国，奥林匹克公园（为迎接2012年奥运会而建造，目前仍在建设中）的管理人员正在对200万吨的土壤进行现场整治，这样的土壤整治量是前所未有的。伦敦2012筹委会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大卫•斯塔布斯说，该区曾是许多工业仓库、运输场地和工厂的所在地，一旦整治工作完成，预计该奥林匹克公园将可承办历史上最环保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同时，在未来的150年内，它都将是欧洲最大的新型城市公园。
但是，除了向其他国家寻求政策建议外，世界银行和谢辉都强调了中国棕地整治在地方上的成功案例。为了世博会，上海成立了土壤污染整治中心，用以促进污染的世博会用地的清理工作。北京、重庆及江苏也都采取了类似的举措。此外，谢辉强调，这些地区已经建立了他们各自的管理规则，将规划、建设及整治联成一体。他说：“这些政府部门已经注意到，很多在以前污染废弃地上建造的公寓或大楼导致了人们中毒、生病，并使他们对其住所表示忧虑。”
除了帮上海提高棕地整治知识，世博会侧重强调了中国的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曾是工业旧址，今天却变成了生气勃勃的社区生活中心。一个为期一周的展览宣传的是华北河北省唐山市中心地带的改造工程。过去，这里曾是废弃矿井和临时垃圾填埋场；今天，这里是一座全新的生态社区公园。改造工程涉及：搬走碎石碎砖，用新土壤和粘土、自然植被及群落功能替换污染土壤。该改造工程摘取了由中国政府、迪拜政府以及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众多奖项。
近期，一个较知名的例子是正在建设中的中新天津生态城。这座城市有意建在污染的沼泽地之上。因为，如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所说，“在肥沃的土地上建设一座现代城市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建造出一所生态城市，那将会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建设过程中，施工队伍要移走污染土和盐碱土，对其进行过滤和污染物清除，然后更换表层土。
虽然，这些案例表明棕地重建可以改造社区，但是，它们都不能为棕地整治工作的技术或管理过程提供很好的指导方针。世界银行和谢辉都认为，在中国，棕地整治中的技术管理是主要挑战之一。谢辉说：“现在，由于建设商业区或住宅区的需求紧迫，很多整治工作主要是将原土挖走，然后堆放到另一个地方。”因此，许多棕地整治工程包含焚化或“挖掘和转储”的工作。
他说，整体上，人们没时间在现场对棕地进行真正的技术整治，因为这会使工期延长几年时间。全球工程与建筑顾问公司西图（CH2M Hill）的环境服务前副总裁约翰尼•布鲁卫斯认为，现实情况很复杂，因为中国缺少易位处理污染土壤的专门设施，可接收污染土壤的危险废物处置场地在中国也很有限。
但是，人们的预测也并非都是严峻的。谢辉认为，中国环境保护部即将发布的新的整治政策会有助于推广最佳实践。他说，在中国，有些公司已经采取适当的整治措施，但这一般仅限于有相关规章的国际公司及大型国有公司。许多国内的中国公司并不像跨国公司那样考虑企业社会责任（CSR），因此，对这些公司而言，政策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谢辉说，如果没有相关的法规，这些公司通常不会愿意去投资进行现场棕地整治。
布鲁卫斯认为，清除中国公司在棕地整治中阻碍的关键在于解决资金问题。传统上，政府部门和企业都认为污染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去年由南京土壤研究所和西图共同组织的研讨会，不仅侧重技术方面，也讨论了政策与筹资机制问题。会议上的一些案例报告表明，棕地整治的资金可部分来自政府、污染者以及房地产开发商。
即便如此，切诺基（专门从事棕地重建的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总裁汤姆•达登称，“就土地拍卖和清理土地来说，一些开发商不确定（棕地整治）该在哪里介入。有时，他们也不确定政府何时起作用，不清楚成本如何算入以及谁来埋单。”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制定政策时考虑金融指令。
但是，推出同时包含整治目标和经济模式的政策只是成功的一半。此外，还需要技术知识来确保废弃地被合理地清理。达登说，经验对避免错误的操作很关键。否则，不仅耗时费钱，而且会导致更严重的污染。整治技术不能单纯从一个地区直接复制到另一地区。
达登在最近一次去中国时特别提到，他对棕色地块问题的理解更深了一层。他觉得，关键是学习如何将其他国家的系统和知识拿来，在中国应用。依他的经验来看，通常来说，西方企业会进行废弃地评估，有时他们也会进行棕地整治。但是，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这个市场中。此外，他说，很多以前在西方该领域的企业中工作的人们开始回到中国，并在中国看到了这个市场。结果，“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和知识转移”。
布鲁卫斯同意，这种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很重要。但他也提醒，对这些转移必须谨慎管理。“仅仅因为一些做法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奏效，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也一定行得通。中国与其他地区相比，分工与技术不同，经验上存在差别，整治目标通常也不一样。”他认为，最好的策略是有经验的公司，比如西图（CH2M Hill），与本地公司合作。“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擅长他们所做的项目，和当地政府及知识机构也建立有良好的联系。”
虽然，中国的棕地重建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但是，整个国家正迅速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谢辉希望在年底前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其指导方针。布鲁卫斯也指出，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会在今年6月生效。这将是中国法规中第一次系统地在项目审批程序包含地下水质量的评价，它也要求项目负责人对地下水污染采取整治措施。
同时，虽然当前中国棕地整治的状态看起来很不乐观，但很有可能到年底时这种情况会大为改观。布鲁卫斯说，有了正确的政策，“你可以将环境绩效与企业联系起来。随后，工作开展会非常迅速，因为它会自行发展，尤其在中国。”达登也表示赞同：“离开中国时，我非常乐观，心想‘这仅是刚刚开始，但（中国）将会清理掉大量的污染。’”|
罗伯特·贝斯特，加利福尼亚州哈维马地学院的托马斯•沃森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