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蒂姆·杰克逊已经在可持续性领域从事前沿研究与教学工作20多年。今年2月，他在《中外对话》阐述了他的观点。实质上，《谁说经济一定要增长？》的作者认为我们该放弃以GDP为中心的成功理念。在下面这篇文章中（经《政治气候》允许，《中外对话》将其分为两部分，本文为第二部分），安德鲁·彭德尔顿对杰克逊的论点提出了质疑。
除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解耦的问题之外，蒂姆·杰克逊在《非增长式繁荣：有限星球的经济学》一书中有关经济零增长的论点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稳态经济如何能够奏效。探讨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分析我们当下的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里我也把中国人包括在内）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什么是“资本主义”？杰克逊（按照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观点）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生产资料私有或为私人控制的经济。按照这个定义，稳态经济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与不是，似乎无关紧要。
但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必定是不完善的。从卡尔·马克思到约瑟夫·熊彼特，再到罗伯特·索洛，这些最睿智的资本主义研究者都认为，重要的不是所有制，而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是利用资本投资来提高生产力、赚取利润，然后回过头来，再把这些利润用来投资。重点是，这一过程是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点，这意味着，如果选择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要增长；同时，不存在资本主义稳态经济。
在熊彼特看来，这一过程的关键推动因素是创新，包括技术和商业组织方面的创新。他说，“创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中是一个突出的事实。”
技术改进，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例如，自二战以来，美国的生产力大约维持每年2%的增长率），而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超市及其他商店的收银员被自动服务机所取代）。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经济体中，这种趋势意味着，假如年经济增长率不足2%或2.5%，失业率就会上升。
杰克逊确实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尽管他低估了创新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但这对零增长论点，尤其是有关“稳态”经济如何奏效的解释来讲，是一个两难的困境。
该论点似乎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在稳态经济中，没有创新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例外的是出口方面（为了维持其竞争力）和可更新能源和生态服务领域（需要做出重大努力以促进减排、抵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我们可以实现稳定收入和充分就业。这将是一种“古巴汽车”式的经济，就在它停止发展的那一刻，所有技术和劳动力过程都会冻结。
上文提到的“例外”，确实指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低碳和零碳能源领域的创新和投资，用以保证彻底解耦过程成本更低、速度更快、也更容易实施，但这也将会涉及相关技术的供应链（例如，风力涡轮机的钢铁，太阳能光伏的硅等）。这样的生产力提高在整体经济中会走多远，对劳动力替代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还很难说。能否在其它方面没有进行技术改进的情况下，实现部分经济体中的生产力提升，也不得而知；即使理论上可行，在制度上又该如何对其进行组织规划，也无法确定。
《非增长式繁荣》并未真正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很重要，原因在于，如上所述，这样的经济体已不再是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理论上，这可能也没什么问题，但它会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对此有更多论述）：向这一经济形态的转型如何在政治上进行组织？
另一种可能性是，稳定经济看起来允许经济中创新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在解决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时，是通过劳动分担实现劳动共享或缩短工作周，而非提高失业率。想必是，为了避免需求崩溃（要记得，这是稳态经济），虽然工作时数会减少，总工资要维持不变。
这一稳态经济的问题是，创新与劳动生产力提高是长期趋势，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假如要避免经济增长，工作周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假如每年劳动生产力提高2%，40年后工作周会变成工作日，而180年后工作周会变成“工作时”！这看起来有点不切实际，此外，如此组织的经济体是否能够维持持续增长的劳动生产力，也不得而知。
另外，对于以上任何一种“可能性”，作者都没有对其转型的政治路线作任何讨论（例如，公司应该会反对如此转型，因为作为总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他们雇佣工人的固定成本会越来越高）。
这个问题恰好最终引出了《非增长式繁荣》中的第三个问题：政治。杰克逊的确在本书接近结尾的部分讨论到，对我们过去最喜欢的“政治意愿”的需求，而且，他也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例如，更短的工作周，禁止针对孩子的广告），但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策略。实际上，这一论述都是在“社会和经济变革”和“统治”的框架下进行的，根本没有谈到政治。
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从现在的状态过渡到他希望我们所达到的状态。杰克逊承认，在现阶段，许多人想要经济增长（或更确切得讲是经济稳定），因此对政治家们有此期望；而政治家们也因此有了传达此理念的政治动机。难点（对此作者并未真正承认）就在于，在这种情况下，该选择哪种策略。
你是会选择先重塑经济，以兑现零增长的经济稳定（如通过缩短工作周），由此来向人们证明，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说，过上好生活并不一定要经济增长？还是会选择先进行主要的社会变革，让人们放弃消费主义观念，由此作为经济变革的先决条件，使零增长在政治上更加可行？
讨论（书中的第11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杰克逊是按照后一种路线思考这个问题的，但是书中没有给出任何策略。他提出了一些政策，如碳税和前面提到的缩短工作周，但是没有政治叙述。与社会变革策略最接近的讨论，包括禁止针对孩子进行广告和推动延长产品使用期的政策。
反对意见可能认为，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必要的，哪个先发生无关紧要，它们都对彼此有强化促进作用。但我认为，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在英国，政治愿景与杰克逊最接近的政党是绿党。在2010年大选中，该党获得了1%的民众投票和一名国会议员的席位。有没有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只有愿景本身是不够的？
最后一点将我们拉回到公平的问题上，但这次，是在富国内部。（见第一部分）。在美国和英国，过去十年内，处于收入中下层的大量人群注意到他们的实际收入毫无增长甚至减少了；与此同时，富人阶层却变得更加富有。对这群“遭挤压的中间阶层”来讲，经济增长将停止这个消息不会受到欢迎，除非有一个可信的收入再分配策略。
那就是为什么对更可持续的经济体来说，一个好的开端，可能是一套恰当的、保守的、关于税收和支出的社会民主政策。
《非增长式繁荣》一书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蒂姆·杰克逊也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经济多么紧张。但是，一些更关键的问题该书却并未谈及。当然，富国停止经济发展会使应对生态极限变得更容易些，但作用并不大。假如没有根本性的技术变革，只有非常重大的“经济后退”，也就是凯文·安德森和爱丽丝·鲍思所谓的“有计划的经济衰退”才能够带来所需减排结果。考虑到穷国的高速发展速率，这一结论更加有力。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的是科技变革。是的，到目前为止，这些技术变革还没有实现，但是，为低碳创新所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就是为了催生技术变革）也还未落实——像甘地的西方文明化一样，低碳革命将会是个不错的构想。是的，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需要政治努力。但这些努力与用稳态经济体（或缺乏创新，或工作周日益缩短）代替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政治挑战比起来，会显得微不足道。
也许，最根本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是，尽管杰克逊努力尝试对生活质量争论的极限进行论证，他的隐含信息是：“不，我们不能让穷国人也达到富国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环保主义阵营以外，这样的信息不会奏效。在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集体挑战面前，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陈述：在根本上，人类具有解决问题和克服这些看起来无法攻克的困难的潜力。
安德鲁•彭德尔顿，伦敦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气候变化、交通与能源研究组副主任，也是全球气候网络的协调者。请访问这里阅读本博文原始的完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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