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在非投资的三个事件引起国际媒体及公民社会关注。
6月埃塞俄比亚吉贝3号水电站（Gibe III）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17.5亿美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投资5亿美元。该项目将影响国际河流奥莫河谷下游和图尔卡纳湖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而图尔卡纳湖是肯尼亚北部30万居民生计的根本。
10月15日，赞比亚发生赞比亚科蓝矿业有限公司（其拥有者为中国人）管理者枪击劳工造成11人受伤的冲突事件，暴露出中国的矿业投资除了对环境造成影响以外，还会在非洲造成严重的劳动纠纷。
11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简称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在加纳Jubilee深水油田开发项目上所持有的股份，此事虽未通过，但此前有评论说中国将向加纳提供用于发展加纳油气基础设施和农业开发、修建公路、铁路和大坝的130亿美元贷款。
以上三个事件代表了中国在非投资的三个主要领域：能源、矿产及水坝，反映了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根据国际惯例，援助与投资最大的区别在于，援助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救援或促进社会经济方面的目的，与投资相比，“资金回收”并不是其考虑的重点；而且援助带有优惠性质，或无偿提供给受援方，或以较低利率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对非援助和投资涵盖领域广泛。其中援助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类、政府办公大楼等建筑类、水坝建设类、农业、医疗援助、紧急救援、免除到期贷款、交流与培训及奖学金、志愿者服务等。虽然看上去种类繁多，而且援助领域的资金比例在非洲各国呈现不同特点，但从资金集中程度看，前三类是重点，这三类也正都属于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模式，要求援助项目的执行方为中国企业，援助款从中国进出口银行直接拨付到企业账户（而不进入受援国的口袋），项目所需的设备也需从中国进口，这些援助项目在帮助中国国内企业“走出去”上面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在对非投资方面，包括建筑类（含基础设施建设、水坝建设、房地产开发等）、能源、矿产、农业、林业、信息与通信技术、实业、金融、医疗等。但从资金集中程度来看，建筑类、能源和矿产是重点。
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的不平衡性
中国在将援助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方面，做了不少尝试，包括与国内经济发展的结合，也包括与受援国经济发展的结合。备受争议的“安哥拉模式”，即外交家们所谓的让受援国使用其拥有的石油资源来换取低息的金融协议。
这让受援国可以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能将资源“变现”并发展其资源开采产业外，同时也让中国的石油国企通过这个渠道拥有了受援国的一些资源开采权。
但仅仅把眼光定位在经济促进上并不足够。对受援国民众来说，公平性、参与性、可持续性等因素，应该从一开始就被纳入考虑范畴和发展计划里。
整体上，基本可以看出中国更多将非洲作为一个资源的获取地和市场的开拓地，而不是把援助放在首要地位。国际社会对尼日利亚等国“资源诅咒”现象的研究与讨论彰显出过度倚重资源开发的经济增长会给当地社区带来部分好处，同时也会使当地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由于中国在援助过程中寄希望于商业合作模式为项目带来可持续性，将中国企业设立为执行援助项目的绝对主体，这可能带来一些潜在的不良影响。比如导致中方企业的意愿在援助项目产生、确定的过程中举足轻重，甚至影响相关政策，还可能使公司及公司带来的资本更容易无风险地进入受援国。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把他们在国内的“高效率”模式应用到他国的同时也会带去风险。比如让农户处于弱势地位，农民权益往往得不到很好地保障的一些中国模式。此外，在非从事中小型商业的中国商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偶有涉足木材、象牙的非法贸易，给当地环境保护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中国对非投资模式是国内发展模式的延伸
不平衡的投资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影响不是中国对非投资才存在的特点。中国国内投资亦存在类似问题，甚至可以说，了解了国内投资对环境与社会的模式与影响，才能更好理解中国对非投资的模式与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让不少中国人（特别享受到改革开放胜利果实的人群）多少带有“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就会随后而来”的信念，这样的信念也被应用到中国对外的援助与投资上。然而亦有一些国人开始反思中国式经济发展光鲜GDP数字下的不良影响，诸如对国内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对社会公正性的偏离，等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对非洲的“以资源换工程和信贷”模式，在国内也可以找到参照案例，例如2010年11月媒体曝光内蒙古鄂尔多斯为吸引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当地政策规定：为装备制造项目、高新技术项目超过一定数额的投资配置相应煤炭资源。这个政策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企业纷纷到该地投资，并跑马圈煤。这种“资源换投资”的做法，被舆论认为有贱卖国有资产的嫌疑，同时对鄂尔多斯的草原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200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后，“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受到国内投资者的青睐。而片面注重资源开发的投资，与中国对非的不平衡投资一样，也造成了不良的环境与社会方面的影响。
杨勇在其2010年初发布的《正视西部资源开发中的环境忧患》一文中指出，由于一系列重大敏感项目纷纷在中国西部开工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对西部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造成社会不平等、矛盾冲突等社会问题；而且，随着开发进程的深入和大量资本的进入，人们开始淡忘中国西部原本可以优先发展生态产业和旅游产业，而转向资源型产业开发。
诚然，对资源的开发并不必然带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方面的种种问题，但如果中国在国内西部的投资尚且难以通过政策的调节与行政手段的干预来避免“资源诅咒”的出现，又如何让人相信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将为非洲带来良性的发展？
易懿敏，愚公移山项目官员，研究经济增长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自然之友会员。
首页图片：赞比亚贸易部长视察中国在非洲的工厂/ 图片来源：纪录片中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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