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中国五家环境组织发布报告，披露苹果公司的污染排放正随其供应链的膨胀而蔓延，给中国环境和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中外对话北京总编辑刘鉴强访问了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刘鉴强：你们在今年一月份发布过报告，指出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劳工权益三方面，苹果都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这次发布的报告，与上次有什么不同？
马军：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报告我们集中于苹果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上次报告中，我们提到了环境、职业安全和劳工权益问题。在一个月后，苹果出了一个报告，承认自己的供应链中有137个工人中毒，但对环境污染问题只字不提，所以我们决定在苹果的环境污染方面做更多工作。
刘鉴强：你们关于苹果公司供应商的信息是如何获得的？
马军：一方面，我们原来就有污染地图数据库，我们梳理数据库，调查这些污染企业是谁，生产什么，是谁的供应商。另一方面，我们调查苹果的供应商是谁，然后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检索，进行比对。比如这次报告中提到的凯达电子，对当地社区有严重的污染，对儿童健康造成危害。我们是怎样发现它是苹果供应商的？很有意思的是，苹果公司曾经起诉自己一位经理收受供应商贿赂，他接受谁的贿赂？其中就包括凯达电子。这是难得的证据。我们检索这家企业，发现在我们的污染数据库中确实有记录，也有很多公众举报它在污染社区。我们就去与当地居民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再到现场进行实地调查。我自己去了两次，南京绿石也去了两次。
另一个例子是武汉名幸电子。名幸电子是世界上最大的PCB（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之一。台湾的媒体特别关注电子产子，消息灵通，我们就关注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媒体报道，iPad2热销时，苹果急于扩大产能，扩大了供应商，其中就包括名幸电子。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于是一直关注。后来日本地震，我们看到武汉的媒体报道说，名幸电子日本总部受到严重影响，就把很多生产订单转到了武汉名幸，其中包括苹果订单。当地媒体这样报道，是想说明这个企业重要，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我们由此可确定这就是苹果的供应商。
而“名幸电子”一直在我们数据库中，它有很多污染记录。广州的名幸电子年复一年地被当地政府列为污染大户，我看到“名幸”两个字就比较敏感，所以当看到苹果的供应商有“名幸”时，很自然就把它们的关系找到了。
刘鉴强：对这些苹果供应商的污染情况，你们怎样开展调查？
马军：我到武汉去，联络了自然之友武汉小组的曾祥斌律师，他又找到当地渔民。如果不找到渔民划船带我们过去，我们对湖泊的调查就没有那么有效。我之前也通过案头的研究，了解这个企业周围有哪些敏感的水系，也找到了原本在企业受到毒害的工人。我们也通过多个政府部门了解对这个企业的监管情况。当地的排水管线相当复杂，要找到它很麻烦。水利部门在网上文件中，标明了这个排水口的经纬度，我们就拿着GPS，好不容易找到了它。名幸电子与晨鸣纸业共用这个排水口，每天排出几万吨污水。这种电子企业的废水，在感官上不易识别，我们就找到了第三方对水质进行检测。电子工厂有指标性的污染物，如铜、镍，可确定这些污染物与这个企业的关系。后来我们测出，南太子湖底泥铜的含量异常高，高于其他湖泊几十倍到一百多倍，远远超过标准。
刘鉴强：在调查过程中，是否得到了政府公开信息的帮助？
马军：对，得到了。因为我们数据库的基础就是政府公布的信息，政府公布的信息有权威性。我们要阅读政府公布的环评信息，批复文件，里面有对企业规定的排放量。我们如果不放心，也可向环保局索要信息。比如这次我们就要到了武汉市环保局的有关信息。
刘鉴强：你们一月份出了关于苹果的第一份报告后，苹果在二月承认在其供应链中，有工人受到职业伤害。在此之后，苹果有没有做出什么改善的行为？
马军：苹果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善。苹果承认自己供应链上有问题，但没有对政策做出任何调整，坚持“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不披露供应商”，对环保组织提出的问题不理睬。受伤害的工人发给苹果的三封信，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们仔细阅读了苹果的那份报告，他说36家供应商有“重大违规”行为，但这“重大违规”，有的是收较高的中介费，有的是在审核时告诉工人如何应付。但我们发现的污染问题对社区造成严重危害，居然没有一个列入。我个人觉得，他暗箱式的审核是不起作用的。苹果在这个审核的掩盖之下，得以继续使用严重污染的企业作供应商，以中国环境与公众的健康作代价，攫取超额利润。在这一点上，苹果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他的规模更大了，他在中国的规模，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台湾关注电子业的媒体报道说，凯达电子的母公司仅iPhone5的订单就达1500万台，其主要生产基地在中国。富士康在成都的公司，要生产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2。今年5月20日，这家公司iPad2生产线抛光车间在生产中发生爆炸，造成3名工人死亡，15人受伤。此后曝光该工厂占地250亩的8栋厂房，竟然仅用时76天就建成。在这样超常规的速度下，污染控制和安全生产必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样的供应商，是怎么通过苹果公司副总裁审核的？我们有理由对苹果公司审核的暗箱操作表达疑问。
刘鉴强：这期间，你们有没有与苹果联络过？
马军：我们上周给苹果发了信，想确认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企业是不是他的供应商？苹果对其违规记录是不是了解？是不是知道他们受到反复投诉？但没收到回复。去年工人中毒，我们8月份向苹果发信询问，苹果11月才回复，不是回复中国NGO，而是回复美国一家NGO说，不能确认这家企业是它的供应商，苹果需要环保组织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那家NGO说有很多公开材料，证明这家企业是它的供应商，苹果于是回复说：“我们长期的政策就是不披露供应商。”这就关上了接触的大门。
刘鉴强：你希望苹果产品的消费者做出什么行动？
马军：上一次报告出来后，消费者做出了一定表达，比如批评苹果，但声音太小了，苹果的订单还是源源不断，令苹果把这些问题抛在脑后。苹果已经做出了选择，利用中国管理的漏洞，与污染企业为伍，毒害中国环境和公众，攫取超额利润。我们能做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信息。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但只要掌握了充分的信息，消费者做出选择的那天是会到来的。我相信消费者最终还是不会接受他使用的时尚电子产品是由毒害环境的公司生产出来。
刘鉴强：在对苹果的污染进行调查期间，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马军：我很吃惊地发现，苹果供应商危险废物的排放量是惊人的，其中一家一年排放11万吨。现在引起公众关注的云南铬渣，多年堆在那里无法处理，有14万吨。但这个企业一年就11万吨，而这只是其中一家。那些危险废物不知去向，这给中国留下多大的隐患！苹果的方式令这种危险废物得到管理的机会更少。因为他不愿公开供应链，也不愿让其供应商面对公众的监督。
刘鉴强：其他IT品牌的表现怎样？
马军：大多数采取了与苹果不同的方式。比如西门子，它在中国有一万家供应商，管理起来非常困难，结果它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自动比对他们的供应商名单和我们的污染企业名单，出现问题以后，以CEO的名义写信给供应商，要求他们对环保组织做出说明。Nokia，沃达丰，Philip等品牌都有了进展。
刘鉴强：如果让你猜测的话，苹果公司乔布斯辞职后，苹果的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
马军：我当然希望苹果有变化。但一个公司的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如果没有压力和各方的影响，它很难改变。
刘鉴强为中外对话北京总编辑。
本文图片为马军在中外对话举办的活动中进行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