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标准普尔（S&P）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做法，历史或将给出错误的评价。其原因就是，尽管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却是基于错误的理由。S&P未能参透事情的本质，即美国未能正确地把握21世纪新的经济现状。
在S&P看来，导致其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债务管理缺乏有效性，而这一问题则是由政治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令人担忧的短视现象所导致的。 然而，美国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却并不这么看。他认为这种说法流于表面（请参见其发表于《金融时报》题为《深受全球化趋势所累》一文），并称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以及欧洲）缺乏发展的眼光、战略、或手段，因而在智利、中国等新兴国家充满活力、且不断壮大的竞争优势面前无法推动经济的增长。
萨克斯在其分析和建议中对以短期效益为重的政策失误进行了阐述。然而，他的分析本身也并不成功，因为他没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他的自由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式，即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军备开支、增强对企业及富人的税收等等，虽然立意很好， 也确实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却并不是目前所需要的。
各国经济，只有能够在自然资源的约束下蓬勃发展，并且摒弃目前这种赢者通吃的心态及做法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成功。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那些富于智慧的决策者们虽然深谙这一点，但是他们却不能将其化为行动。问题主要在于企业对决策的影响。目前，美国在商业利益驱使下已经让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化为泡影，还成功阻挠了国内许多试图对碳排放以及生态服务进行定价的举措。这些行为已经对美国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金融服务行业造成了干扰，使其无法从事他们最为擅长的业务——投资。在这种条件下，那些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蕴藏的巨大投资潜力正是美国经济走向成功的前提条件。
萨克斯希望各国政府能够增加富人的税收，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支出。这种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但是，真正能够汇集财富的是华尔街，而不是谁家的钱匣子。2010年，全球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50万亿美元（958万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了衰退前的水平。然而，2008年，针对清洁技术项目及企业的投资却只有区区1500亿美元（958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不过是全球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预计所需的每年数万亿美元投资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的经济之所以不可持续，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金融市场将资金投向了那些不会在可持续经济中扮演领头羊角色的企业。不仅如此，这些企业还往往积极地阻挠可持续经济的崛起。
目前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衰退可以引导我们的投资决策，而不应成为我们的投资领域。只有我们能够从当前的危机中洞悉需要对金融市场进行迅速、大规模调整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从中崛起。
今天，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金融市场改革主要侧重于如何才能最好地确保金融市场的“复苏”，从而防止其内部再次发生严重问题，进而引发经济的动荡，给社会带来不幸。这一目标无疑非常重要，然而它却忽视了在自然资源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面前，在地区发展不均衡及贫困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确保全球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而对于特定受益人、以及那些靠养老金度日的人等，这一点不仅对于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稳定的金融收益而言非常重要，而且还能够使金融市场更加广泛地发挥其服务大众的宗旨。对于那些主张采取积极措施的人而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或许正中下怀：“金融只是通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它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其他领域提供服务，而非与此背道而驰。”
当投资者对预期投资的长期绩效进行考察时，可持续经济的构成要件将占有更大的比重。因此，克服短视主义是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尽管并非充分条件）。英格兰银行的安德鲁•霍尔丹与理查德·戴维斯对此给出了有力的证据：投资者开始逐渐放弃一些获利颇丰的投资项目，其原因正是由于这些项目过于追求短期获利。 然而，基金经理们却依然倾向于短期主义，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也未能让他们吸取教训。 美世咨询公司高管薪酬方面的权威专家近期所做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正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些重大的市场失灵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瞄准可持续性的投资行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可靠收益的利基市场。虽然此类投资行为应该得到鼓励，但是我们不能单凭它的持续增长来达到以必要的速度和规模解决资本总体配置失衡的目的，还需要考虑采取行政及财政手段加以干预。时下呼声很高的做法就是对金融交易进行征税。如果该手段在制定过程中能够考虑周全，并且获得广泛的认可，那么就有可能会降低快速金融交易的相对收益。然而，由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发起，并得到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支持的这项所谓的“罗宾汉税”却有可能无法实施，或者即便实施也会最终流于失败，原因就在于它将宝压在了增加财政收入上，而不是实现激励重点的转移。
其它经过实时检验能够遏制短期主义的政策干预手段包括明令禁止无券放空，对非居民货币交易征收惩罚性税项，瞄准可持续性的跟踪指标及投资管理规范等。同时，还有必要加大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如气候变化是如何融入投资策略的等。对主权信用评级与企业信用评级的基础重新进行调整将会成为引导资金流向可持续经济和企业的重要推动因素。
杰佛瑞·萨克斯指出了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是结构性挑战。 从这一点上讲，他是正确的。然而，针对导致政治经济失灵的根本原因找到解决办法从而整装待发迎接21世纪的问题依然需要经过政策辩论。对于这一目标的任何偏离都是危险的，将导致我们因错失眼前的良机而难逃失败的厄运。当然，这种原因及政策解决方案并不仅仅限于投资界。但是， 除非对金融市场重新进行调整，否则，我们很难通过其他手段取得长足的进展。
通过这一透彻的分析，我们应该以雄心和行动来应对S&P受误导而作出的决定。
西蒙·扎德克：全球绿色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个人博客 www.zadek.net/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