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们发布的《凤凰经济》研究报告曾令不少人侧目。当时我们的结论是，世界面临的并非简单的经济衰退，也不是二次探底，而是一次周期性全球经济彻底重组，可能花上几十年时间才能完全恢复。
二战以来建立的经济模式正日益全球化。虽然它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但已经无法满足当今时代的需要。除此之外，驱动现今全球经济重组的因素还包括世界经济的一些部分越来越多地向亚洲——特别是中国——转移。但我们在报告中还特别关注了一种越来越强的呼吁“可持续资本主义”的声音——到目前为止，这种对变革的要求并未在联合国牵头的哥本哈根和德班气候会谈上得到充分的反映。
要了解所谓的“可持续资本主义”在实践中究竟为何，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即将由世代投资管理公司发布的《可持续资本主义宣言》。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曾在高盛集团供职的投资银行家大卫·布拉德——刚刚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强调这份宣言的意义。
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2009年的报告中指出的，历史证明如果我们想要彻底摆脱陈旧的经济思维、商业模式和科学技术，并为那些适应21世纪环境的新经济思维、商业模式和科学技术创造发展的空间，那么就必须经历一场漫长的经济低迷。当我们进入2012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处境，看看是不是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正在朝凤凰经济迈进。
“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历史上少有的转折点，迎接我们的可能是危险的挑战，也可能是无限的机遇，而我们亟需的是清晰的长远思考，”布拉德和戈尔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指出。“地球正面临着破坏性的威胁：气候变化、水源稀缺、贫困、疾病、收入差距不断增加、城市化、剧烈的经济波动等等。我们不能要求商业组织去行使政府的职能，但要克服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需要充足的资本，而最终有能力调动其中大部分资本的正是各大企业和投资者。”
但商业领袖们，或者说世界各国的首席官们（C-Suite）下一步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布拉德与戈尔认为，“企业、投资者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应该立即采取五项关键的行动，加快目前按部就班的变革步伐，以应对紧急情况的需要。”
首先，他们鼓励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商界领袖认清愈发严重的“搁浅财产”风险，并负起责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所谓的“搁浅资产”风险是指“当考虑到大规模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例如对碳和水资源进行合理定价——价值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或是骤增，或是猛跌。只要我们还未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搁浅资产就有可能引发企业乃至整个行业长期价值的下降。”实际上正如布拉德和戈尔指出的，我们已经见识过“搁浅资产”的威力。我们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次贷的真实价值，并因而不得不仓促地调整抵押支持资产的价格。
第二，布拉德与戈尔呼吁实行强制的综合报告制度，这一点与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的倡议不谋而合。他们称：“虽然企业公开信息的数量和频度都有所增加，但上市公司投资者能获取某家企业更多的信息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更加了解该企业。综合报告制度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它鼓励企业将财政和环境、社会、治理表现集于一份报告之中，确保只提供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
第三，布拉德与戈尔提出，必须停止发布季度收益指南的做法。他们认为：“季度收益报告往往使经理人在企业管理中只顾短期利益。这种做法还助长了一些投资者过分强调短期指标而忽略那些长期的、更为重要的可持续价值创造考量。停止每季度发布收益指南的做法，让企业自主选择发布时机，将鼓励商业机构以更为长远的眼光看问题。”
第四点与第三点联系紧密。布拉德与戈尔认为，企业高管薪酬与其远期可持续发展表现挂钩是迈向“可持续资本主义”的重要一步。他们警告道：“大多数现行的薪酬制度都强调短期行为，无法让资产管理经理和公司经理人为他们决定的长期影响负责。相反，对企业管理者的经济回报应该在其决策产生效果的期间内分期发放，高管薪酬也应与表现评定中的远期价值的基本驱动因素，轮岗表现和多年间的成就相联系。”
第五，用“忠诚驱动型证券（ loyalty-driven securities）”刺激并奖励长期投资。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市场上近利主义主导的局面会造成市场的广泛不稳，并阻碍部分经理人创造远期价值的努力。一般的观点认为，流动性越大越好，但这种认识是基于过时了的经济学‘标准模式’的某些因素，比如完美信息的幻想和市场总会趋于平衡的假设。”为了抑制市场上近利主义的倾向，“企业应该发行能鼓励长期投资行为的股票，投资者持股达到一定年限后便可获得经济奖励。”
风起云涌的2011年刚刚过去，新的一年我们将迎来众多可持续发展的里程碑。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联合国“里约+20地球峰会”。布伦特兰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及我1987年联合发起成立的SustainAbility公司也将在2012年迎来25周年纪念。还有许多人将庆祝《增长的限度》研究报告发布40周年和雷切·卡尔森《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50周年。1972年问世的《增长的限度》首次提出了“峰值资源”的概念，而诞生于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则引发了环境革命。
像世代投资管理这样的商业机构正在发出新一轮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信号，这或许令一些人感到奇怪；但随着重心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在新世纪中的大规模重组，这在今后20年、25年、40年甚至50年中或将成为常态。
约翰·艾尔金顿，飞鱼星组织执行主席和SustainAbility非常务理事。博客地址：www.johnelkington.com，Tweeter：@volansjohn。
翻译：李杨
本文图片作者：Ihui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