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罗马俱乐部发布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利用地球模型归纳出人类自1972年至2100年的几条可能的发展轨迹。由这个模型所得出的可能性中，大多数都指向一条“过冲直至崩溃”的道路：2050年前后，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冲破了地球环境的生物物理学安全界限，造成世纪末粮食生产和世界人口的急剧锐减。更为惊人的事实在于，报告中发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或者说我们仍然在通向毁灭的道路上前行。
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些稳定性的情况，它们也可能成为人类未来的潜在选择。报告认为，为了防止过冲和崩溃，必须在本世纪中叶之前让当前基于不断增加物质生产能力的经济趋向稳定，减缓人口增长速度，降低污染程度。后两项目标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不会引起太大争议，但质疑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性在政治上仍然高度敏感。
尽管如此，关于经济增长极限的辩论近年来已在欧洲等地区再度抬头。在法国，有关的运动被称作“La Decroissance” 也就是“去增长”，即人为地缩减生产。虽然这场呼吁平等利用世界资源的反文化政治运动在法语世界之外少有人知，但却孕育了包括《去增长：理解这场辩论的10个关键问题》在内的重要法语著作。
在英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已解散）委托蒂姆·杰克逊撰写的《无增长繁荣》也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传统GDP增长的生态极限以及替代性发展方式的讨论。在德国，相关的辩论近日因财政部长的言论而出现转机。德国财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在接受一家大报采访时称，“西方发达国家限制经济增长的任务与世界减贫的工作同样重要”。此外，德国政府已经任命有关机构就“增长、繁荣与生活质量”的问题进行调研。
一般情况下，当经济发展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开始超出其效益时，经济便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要避免“不可持续发展”，我们有几种选择。其中最极端的莫过于“去发展”，也就是减少经济活动，以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总量。所谓的“恒定状态”或者“零增长”路线则旨在将人类社会经济的规模限制在特定的稳定水平。第三种方法是经济增长的“去物质化”：继续发展经济，却彻底改变以资源消耗和破坏环境换取GDP的增长方式。虽然世界很多国家目前都试图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弱化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之间的联系，但需求和消费总量仍在增长，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并未得到减轻。
第三种方法表面上看最具吸引力，但实际上，全球经济很难达到如此高效的程度。就拿削减碳排放来说：如果全球人口到2050年增长到90亿，人均收入增长到欧盟2007年的水平，且年均GDP增长率为2%，那么碳生产率只有降低到每一美元GDP排放6克二氧化碳才能维持百万分之四百五十的目标。作为世界最高效经济体的日本目前也只能做到生产一美元GDP排放250克二氧化碳——要实现上述目标的艰难可想而知。
科技层面上也存在问题。技术效率的提高总会伴随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反弹效应；也就是说效率提高带来的行为或者系统变化造成实际节约的能源或者资源小于预期。英国有关机构近日对全球经济中宏观经济反弹效应的研究发现，到2030年，全球层面能效技术的反弹大约为50%。
那么对于我生活和工作的中国，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需要继续发展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减贫挑战，仍有1.5亿人生活在“每日一美元”的贫困线以下。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问：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才能同时实现根除贫困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
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2011年，中国官方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由7.5%调低至7%，虽然当年GDP实际增长仍达到9.2%。“相对脱钩”的趋势在中国出现：例如，GDP增长速度远远超过1%的水资源消耗增长速度。不过，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看待这方面的数据。中国的水资源供应量持续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由1982年的每年每人2802立方米将至2009年的1816立方米。
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引入传统GDP以外的其他可衡量经济环境表现的指标。2006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保护部的前身）发布了“绿色GDP”核算标准，迈开了这一领域的第一步。环保总局在报告中指出，2004年资源与环境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118亿元（约合81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05%。2007年，环保总局出人意料地宣布搁置发布更大规模绿色GDP指数的计划（参见《放弃绿色GDP，又该用什么调整政绩观？》）。不过，中国环境规划院仍每年发布相关数据；而该院2012年初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09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4万亿元（约合222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8%，与前一年相比增长9.2%。
要超越GDP的束缚，还需要能衡量人类发展的全新社会指标。正如经济学家胡鞍钢写道（参见《构建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中国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指数，衡量国民的幸福程度。这样可以抵消对GDP这种衡量标准的过分关注，有助于缩小已经显著拉大的贫富差距。此举还可以为中欧之间的合作和对话提供一个富有成效的新领域。
《增长的极限》报告发布后，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如果报告中的模型正确无误——目前看来也很有可能果真如此——按照旧有的模式发展就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不能再浪费40年时间，然后才采取行动，改弦更张。
帕特里克·施罗德，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CANGO)国际顾问。
此文由能源基金会与中外对话合作的“绿色发展”项目资助 。
翻译：李杨
图片作者：Vito Marinel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