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颇具声势的“为苹果清毒”运动，持续了2011年全年，成为这一年整个中国最引人注意的公众舆论热潮之一。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等多家环保组织发布名为《苹果的另一面》的系列报告，引发舆论持续关注，将中国供应链公共监督的影响力，推向新的高度。（点击阅读“中外对话”最新文章《与“苹果树”为邻的生活》，为您揭示苹果供应链中的污染问题，探究由此引发的山西富士康代工厂与当地社区居民间的环保纠纷。）
2012年1月，苹果公司发布了其2012年度“供应商社会责任报告”，首次公布了对其部分供应商做出的特别环境审查结果。
苹果公司向“中外对话”表示：新增的14家企业特别环境审核，确实是对中国环保组织质疑的回应。
“苹果开始收回它的傲慢”
与标准审核相比，此次特别环境审核增加了新的外部专家参与。相比前一年的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仅公布6项环境指标中每项的总体合格率，共12个数字），2012年苹果用了6页纸，描述其对14家供应商的特别环境审核，以及对全部供应商的标准审核。
标准环境审核结果也更详细。从中可以看出，气体排放管理的问题最大，而事实上，今年气体排放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远比前几年更为严重。供应商中仅68%合规排放，仅57%有管理制度。201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69%和74%。单废气排放一项，苹果发现有58家工厂没有监控行为，77家工厂缺少监控气体排放的管理程序。
苹果公司表示，正在和中国环保组织积极沟通，解决问题。苹果并且在报告中表示，下一年将鼓励其供应商向公众公开它们的环境表现。
IPE主任马军认为，从最初的屡不回应到现在，苹果开始收回它的傲慢姿态和一贯使用的“商业秘密”挡箭牌。但苹果对污染供应商的要求显得无力——如针对工厂污染行为，苹果主要要求企业改正，仅在两个核心违法事件中暂停与工厂的合作。此外，报告未指出供应商名字，无法获知具体的问题对应哪些供应商。
“苹果仍未能推动其供应商直接向环保组织说明它们的问题。”马军的说法，显示环保组织对苹果的表现依然谈不上满意。
去年10月，马军在旧金山与苹果公司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谈判。马军称苹果公司希望尊重其商业秘密，而环保组织“提议苹果推动其存在污染问题的供应商向公众作出说明，这样就无需披露其与苹果的供应关系，既保护了其商业秘密，也将其供应链污染治理置于一定的公众监督之下。”
2012年春节， IPE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又跟苹果公司开了一次视频会议。马军说，苹果同意尝试在NGO的监督下，再次对某些供应商进行环境审核。IPE下一步希望推动有NGO参与的“开源审核”模式。
中国NGO的努力，触动了世界级品牌的神经。经此一役，中国NGO推动供应链公共监督的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式消费者运动
IPE看到，中国供应商正越来越积极地回应它们的污染问题。马军说，从2006年11月第一家企业找上门来到现在，有560家左右的企业主动说明了它们的解决行动，仅去年一年就有218家。一开始有反应的多为知名品牌企业，现在已经多为大企业供应商。“它们都是直接进行生产加工的企业，与污染记录直接相关。”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输出地，改变“血汗工厂”形象已是国际品牌的首要动力，也是适应全球消费者的诉求，规避法律和道德风险的必要途径。事实上，国际品牌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超越了公关的界限，关系到如何向全球消费者展现最好的公司形象，如何在生产实践和供应链管理上做到实实在在的环保。
SGS公司20年前进入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之一。该公司环境部总监薛建告诉“中外对话”，从2005年设立环境部门开始，环境审核业务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但目前主要客户仍是外资企业，它们对供应链管理较为严格。有远见的公司还会为自己设定超越现有法律的标准，以保证未来从容应对。
那些来自各个国家外资服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在其总部设立起了消费者监督机制。几十年以来，结合对生态环境、劳工、人权等问题的关心，欧美消费者运动日渐指向“伦理消费”，倾向于购买不伤害环境与社会的产品。消费者运动一方面积极教育消费者，另一方面运用消费者的集体力量向企业施压。
消费者运动发展至今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做出的努力。当时，由于工资上涨，商品提供量大增，使得消费者运动不仅仅局限于商品安全，而是更广泛确保生产和消费对生态和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瑞秋·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无声的春天》中叙述了个人运动是如何促进公众意识的提高，其中突出了农药改革为鸟类所带来的福音。此外，拉尔夫·纳德出版于1965年的《不安全的速度》，抨击了当时汽车制造业中的安全隐患，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于日常用品中潜在危害的思考与关注。
消费者运动日益壮大，从1966年的《包装及标签法案》到1969年的《幼儿保护及玩具安全法案》的颁布都体现了消费者运动所带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一运动中，由此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纳德发起的公民运动组织成立于1971，关注的问题从空气污染到贪污腐败，到2011年该组织已拥有225000名成员。
在北美和欧洲国家，公众监督也由消费者直接向企业生产过程中有违道德的行为发难而得以体现。雀巢在1977年在发展中国家销售母乳代用奶粉，耐克90年代期间简陋的海外工厂生产劳动环境都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和抵制。消费者运动多次证明了他们的力量足以与知名企业抗衡。
中国在1984年成立了消费者协会，并且逐渐设立了消费者权益日、维权电话等消费者权益意识提升办法。但近30年来，公众的参与一直以个案维权为主，消费者协会也带有鲜明的官方色彩。
而以IPE为代表的中国NGO，在客观上起到了替代消费者运动的公共监督功能。从策略路线上来说，IPE的污染企业数据库，一直以中国地方环保局的检查结果为依据。
IPE在2006年编制了中国水污染地图，随后监督污染企业进入其工作视野，然后逐渐延伸出面向国际品牌进行供应链监督的工作机制，近年来曾联合国内数十家NGO共同发起绿色消费系列运动，倡导消费者在购物时采用“绿色”选择。他们还曾以行业为依据，发布纺织业、IT行业等的供应链环境污点品牌名录。现如今，马军已成为与瑞秋·卡森齐名的新消费者运动的代表。
随着“洗苹果”一役，连续探索数年的“中国式”消费者运动，呈现出完整、成熟的面貌和机制。它的关键要点包括：NGO主导、以政府环保行政监察为依据、以通过媒体倡导绿色消费来推动消费选择、从而实现对品牌供应链管理的影响。苹果这个全球最大型最隐秘的商业巨头在消费者运动压力下做出的回应，让我们看到了公民监督的无穷潜力和巨大力量。
孟斯，北京自由撰稿人，前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徐楠，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总编
图片来源：wZa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