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里，任何一个对全球气候谈判发生兴趣，哪怕只是一时兴趣的人对谈判过程中这样一项涉及道德层面的争论都不会陌生，这个问题就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富裕国家是否应该比贫困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环境变化治理成本。富裕国家发展较早，其经济基础有很大一部分在环境问题还没有成为困扰人们的问题时就已经建立了。而对于大部分人口还挣扎在贫困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应该享有类似的发展经济的机会。这场道德争论的结果就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可以“有财力”更加关注环保。
很巧的是，1971所作的一份针对西方社会公众舆论的重要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群众对环境的关注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了迅速的提高。而这一时期也恰逢经济经历了数十年的强劲发展。该研究报告的作者、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因格哈特认为，这两种趋势是互相联系的。经济的增长使人们更加关注环境，所以也就更加愿意为了改善环境而做出牺牲。
因格哈特的观点是，公众之所以变得更加关注环保是因为人口的代际变化。困难时期出生的人被战乱和贫困所困扰，不太会将环保问题置于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等“物质需要”之上。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发达国家国内局势稳定、经济快速发展，这就意味着，这些生长在好时候的年青一代要比他们的父辈有着更开阔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物质上的需求。他们是“后物质主义”新生代。环保也是他们关注的事情之一。
其结果就是，那些后物质主义一代人数众多的国家，政治家就会迫于压力，将环境问题作为一项优先考虑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将人类共同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气候变化这类全球环境问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富裕国家能力更强，将承担更多的责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出离了自己的“物质主义”本能，将环保作为自己的责任。贫穷国家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当他们变得富裕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变得更加“后物质主义”，更加愿意为人类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
因格哈特的这个创造性研究发表之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经济滑坡的现象。“富裕国家”也不像过去那么有钱了。如果因格哈特的理论没错的话，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民与迎面而来的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等挑战进行斗争的时候，公共舆论的天平也会发生倾斜，回到过去物质至上的一侧。对于全球环境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然而，遵循因格哈特的逻辑，一旦工业化国家经济复苏，舆论导向又会回到有利于环境的方向，这段插曲很快就会结束，后物质主义浪潮又会回头。
然而，我们通过近期的一项研究实践却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一美好的愿景不太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格哈特核心论点存在的问题就是，经济的复苏不一定会像他描述的那样带来乐观的前景。我们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这些数据汇总了（1994-2008）15年间80个国家开展的135项大型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被调查人数高达149,559人。与之前研究所采用的数据相比，此次研究的采样范围更广，因此，更有可能准确地捕捉现实社会中公众对环境保护问题的错综复杂的观点。与其他大部分研究不同的是，此次研究既包括西方国家，又包括非西方国家。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也千差万别，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国家甚至不符合传统民主国家的标准。
我们的研究侧重于被调查人对两个问题做出的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同意“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而增加税收”。第二个问题就是让他们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之间做出选择。这两个问题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受访个体是否真正愿意承担保护环境的经济成本。与单纯地询问他们是否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相比，这种提问方式能够更好地衡量他们对环境的态度。
然而， 从这些有数据的国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公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的趋势。相反，数据显示，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段内，除了特定国家的特定波动之外，并未发现明确的趋势。此外，在那些富裕或经济迅猛增长的国家中，也并未发现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有明显增长。
数据显示，挪威、瑞士、加拿大等国的趋势符合后物质主义理论的预期。而这些都是环保氛围很浓厚的国家。可是，在德国等其他一些曾经是后物质主义典范的国家里，公众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尽管德国的公众是最早支持“绿党”并推选绿党候选人进入议会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个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调查所覆盖的时间段内，尽管德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富足，但是其环境关注度却下降了大约15%左右。
然而，在后物质主义的其他一些方面，德国人的表现依然相当突出。也就是说，与打击犯罪、通胀、战争等物质主义优先考虑的问题相比，他们更看重一些能够表现自我的方面，如参与政治决策等。然而，对自我表现的关注并不能一味地解读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虽然程度较轻，但是，我们在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同样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这些国家同样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繁荣富足，但是，国民的观念中，环境保护的排名却相对靠后。
同时，在相反的方向，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根据因格哈特的理论，我们本来以为一些国家的人民会更加注重物质的满足而不是环境问题。然而，情况却似乎不是这样。越南、中国、布基纳法索、马里、菲律宾、印度等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不仅有所增长，并且也越来越愿意承担环境保护的成本。1995年至2006年间，印度国内环保主义竟然出现了17%的增长，这一爆炸性增长势头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而这竟然是一个几乎没有一丁点后物质主义氛围的国家。虽然近期印度经济增长很快，但是普通群众终其一生依然挣扎在极度贫困之中。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意外地发现亚洲和非洲的“绿色环保人士” 似乎愿意在不富裕的情况下承担保护环境的成本时，真的吃了一惊。
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非常浓厚。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内，尽管中国人均财富水平排在 50位开外，但是人民所展现出来的环保意识却位列前十。中国这类国家，其人民所展现出来的对于环境的强烈关注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后物质主义者。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自然灾害、健康和安全问题等因素或许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所作的研究虽然无法找出这些国家中推动环保主义发展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强烈认为，后物质主义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态度作出充分解释。
的确，研究认为，促使环境关注度提高的或许是与因格哈特理论截然相反的原因。因格哈特所认为，童年时期生长环境富裕会让人的眼界更加开阔，超出物质主义的局限。然而我们的数据却显示，幼年贫困与环境高关注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成长过程中经历过饥饿或洪水的创伤，或者至少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小心翼翼的管理才能生存下去的一代而言，这样的经历更激发了他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渴望。而我们这一令人意外的发现也与该理念不谋而合。
所有这些在试图解决气候变化这种综合性问题时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环保主义在西方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所以，不要乐观地以为工业化国家能够降低碳排放，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排放增长空间。
不论怎样，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经济的加速增长使这个本来就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境也无力解决全球碳排放量的问题。而一个能够将碳排放稳定在可持续水平上的全球解决方案也不能依赖后物质主义的必然崛起。
或许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许环保主义会在那些遭受全球污染负面影响的国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或许污染带来的这些成本将足以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推动变革的发生。或许政治家们会在他们各自国家里带头鼓励环保。
有太多的或许。而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舆论在环境保护这一问题上完全是一团乱麻。这就必然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而获得结果的一般模式与大众舆论的决定方式是一致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都为利益所左右，即特定社会通过对特定时间点的特定行动所产生的国内成本与收益进行特定计算而得出。
但愿各国政府能够在从整体利益出发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愿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污染大国的政府能够成为这一领域的领跑者而不是落后者。所有这些虽然有可能会成为现实。然而，我们的研究却显示，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不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自动迎刃而解。
齐穆·努沃科拉，格里菲斯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中心政治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凯伦·斯坦尔，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及工业研究组织资深社会学家。
翻译：东峻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