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话：中国环境情况的态势，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概括为“整体恶化、局部改善”。过去十年，“十五”（2001年-2005年）和“十一五”两个五年计划（2006年-2011年）大幅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如何评估这期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
马中：环境恶化的趋势还在继续。
总体而言，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要归纳阶段性特征，我认为应该从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年-2000年）说起，甚至更早之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时间，中国基本保持了10%的平均增长率。如此速度、保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全世界罕见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经济有两次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的起伏。一次是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跌到7%左右，相对曾经的高速记录——15%，掉了几乎一半。第二次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对此提出“保八”（保持8%增幅）目标。
恰好是在这两次波动中，环境保护出现非常重要的变化。
亚洲金融危机正逢中国“九五”（1996年-2000年）计划的后期。因为经济下滑，需求不足，产能闲置。这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没有完成，却超额完成了环境保护的控制目标。
在“九五”计划中，中国开始提出对12个主要污染物指标实行全国总量控制，其中包含被列入“十一五”（2006年-2011年）计划削减目标的二氧化硫和COD两项。由于考虑工业发展正当其时，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的难度很大，“九五”规划为这一指标留出了增长空间。但没想到亚洲金融危机使内需迅速下滑，直接导致发电量减少，很多电厂停止运行，新电厂停止立项。到“九五”末期，二氧化硫排放比规划目标减少了450万吨，环境控制取得了意外收效。
但经济衰退过去之后，接着就是恢复性增长。“十五”（2001年-2005年）期间，不仅经济增速加快，能源消费和工业项目也迅速上升，出现了和“九五”完全相反的局面，到“十五”末年所有减排指标都没有实现。
于是，接下来的“十一五”计划痛下决心，在“十五”目标基础上，做出了约束性指标减排10%的要求。这是中国第一次把环境控制目标正式写进社会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随后，各部门安排了很多资金，采取了很多办法。“十一五”的五年，中国的污水处理比率从不到30%上升到70%以上，电厂的装机脱硫率则达到前所未有的80%。
这期间重要的外部环境影响，是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降到逼近8%左右，“十一五”的环境目标相对顺利地完成。
从这三个五年计划的历程中，能够清楚看出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目标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好的减排恐怕就是经济衰退。
中外对话：对中国来说，可能存在保持经济增速、同时兼顾环境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么？
马中：在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完成、区域差距没有弥合的情况下，难度很大。
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说，无论以什么方式减排，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污染源，在于工业。
最近十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长很快，但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基本只是占据了第一产业下降的空间。第二产业的比例一直在上涨，这依然是今天的趋势。
中国讲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讲了十五年了。事实证明：依然没有调整过来，工业的主导地位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中外对话：照此说来，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已经决定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现实。那么在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上，中国是否存在应对的空间？
马中：中国的区位差异，是值得重视的现实因素。
中西部地区空间大、城市化水平低、经济落后，现在也在积极谋求经济增长。从2007年开始，西部的GDP增速超过东部；从2005年开始，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东部，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中西部坐拥大量资源，只要有市场需求，工业发展会非常迅速，但是其污染处理能力有限，可能造成比东部更大的环境灾害。
东部的污染物排放对中国内陆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西部是中国大江大河的上游，大气环流也是从西北到东南主导的环流模式，所以西部产生的污染和排放都会随着空气环流和水流传播开去。这就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现在西部经济总量在全国所占比例不到20%，但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超过了30％。也就是说，其污染强度已经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如果重复东部的发展方式，当经济发展上去以后，污染物总量更会大大上升。
目前的中国，工业在经济总量中比例比较低的地区，基本都是依靠产业转移。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区位和环境地理区位的严重逆向分布。
在“十二五”规划执行中，对四个污染物减排指标的减排目标做出了比较大的省际间差异分配，导致西部地区实际减排目标远远低于平均目标，这样照顾了西部的经济承受能力，但会带来逆向的效果——东部的减排比例已经很高，进一步加码后，减排成本会更高；而西部减排力度放缓的影响，会波及东部甚至全国。
其结果是：东部在经济上不合算，西部在环境治理成效上不合算。
像CDM市场一样，应该提倡的是一种有区别的责任，有必要努力实现西部优先减排。西部处于发展初期，减排潜力大、成本低，从经济上讲是有效的。同时，它的排放影响是全国性的，它多减排，取得的环境效应会更好。
方法和制度上的设计，由此就更为重要。一方面国家减排资金应该向西部倾斜，另一方面可以在东部和西部之间设计一些交易机制，比如东部把减排资金给西部，由西部来完成减排量，达成双赢。
充分认识到中国内部的区域差异带来的空间，可能是中国绿色发展路径中的机会所在。
